这是北上羁押至元庭的文天祥所写下的《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诗风沉郁，音节慷慨。身陷囹圄的太师，将自己暗寓为两位古之忠贞之士，以表自己伉张不阿的丹心。碧血赤怀，跃然纸上。
　　而臣心磁石的文天祥，最终用他的守志不贰，走向了他心仪的豫让。
　　古今契阔，道体一统，隔着千余年的岁月，壮士们用惊人相同的节操、高度一致的风标，将身影重合在了一处。
　　豫让。世上究竟有多少人读到你，然后暗慕你，效法你？
　　一

　　豫让的出现，缘于一个人的消失。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中，智伯终于以全面崩盘为代价，结束了他骄纵狂妄的人生。对智伯怀着深仇大恨的赵襄子仍感觉不够解气，他像后世汉代许多匈奴王共同拥有的爱好一样，将智伯空空如也的脑壳，制成了一件生活用品——自己酣畅豪饮的酒具。
　　一枚人头的落地，与一个酒杯的诞生，大大刺痛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智伯生前的门客，豫让。
　　逃到山中的豫让发言了，而且发的是毒誓，“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很快，他携带匕首，潜伏进赵襄子的茅厕之中，意欲在这里等待机会行刺。非常遗憾，纸里包不住火，厕所里也藏不住人，歹徒被活捉。

　　赵襄子念他忠于故主，乃忠义之士，就把他释放了。
　　很快，豫让以一副相当恐怖的形象出现在了晋国的街头。首先，他用漆将自己涂刷得满身疮癞，又吞下炭让自己变哑，然后在街上行乞，目的是易容隐形，寻找机会，再向赵襄子下手。
　　他煞费苦心地对自己进行全方位糟蹋，既成功又不成功，成功的是，妻子迎面走来竟然不识，不成功的是，他还是让他一位视力奇佳的朋友认了出来。
　　朋友见他如此，哭着说：阁下是贤才，襄子重贤人，以你的才能佯装投靠赵襄子，他必然会亲近于你，等到接近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怎么选择残身苦形这样残酷的方式来报仇，这不太难为自己了吗？
　　豫让回答：既然已经委身事人，然后再去杀人家，这是怀着二心待人，我不能那样。我知道自己所选择的报仇方式很难，然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想通过我，让普天下怀着二心事奉其君的后世之人感到自惭、羞愧。

　　他想把自己树为一面镜子。
　　问题是，镜子可以鉴照人，却很难作为进攻性的武器来刺杀人。
　　过了一段时间，赵襄子外出，豫让提前埋伏在他必然路径的一座桥下，准备再次伏击。赵襄子走到桥上时，马突然受惊，赵襄子指着桥下说，一定是豫让在。
　　豫让再次尴尬地走了出来。
　　赵襄子歪着头问豫让：你怎么这么邪门！你以前不是也事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不为范氏、中行氏报仇，反而委身作智伯的臣子。现在，智伯也已经死了，而你却独选择来向我报仇？
　　豫让说：“我事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都是以平常人来对待我，所以，我要以平常人来回报他们，智伯则是以国士来对待我，我所以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
　　国士是什么？大辟不辞，大刑不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闻听此言，赵襄子热泪纵横，喟然叹息，“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有一，不可有再，我已仁至义尽，不能再放你走了。豫让不是孟获，自己也没脸再走了，他知道属于他的结局已经来临。
　　很出人意料，豫让此时公然对襄子提出了一个要求，很出格，也很非分。
　　豫让讲：“我听说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过去你宽赦我，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今天我罪当处死，但我想用剑击刺你的衣服，以满足我报仇的愿望，那么我便死而无憾了。”
　　襄子深感其义，当即脱下衣服，让旁边人讲衣服架开，豫让拔剑奋起三击，然后说，“我可以下去向智伯了！””遂伏剑自杀。

　　一件随风飘荡的轻飘衣服，一个慨然跃起认真刺杀的刺客，一个充满欣赏目光坦然旁观的理论上被刺人，就这样构成了一副冷艳的画面。
　　睹之眼热，观之动容。
　　难怪，“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史记•刺客列传》）
　　二
　　豫让身上刮来一阵风。
　　那是千年不息的浩荡、高迈之风。
　　贵交尚信，轻命重气，甘心守节，已诺必诚，构成了侠客豫让的全部精神生命。这种精神生命又胎结了一种强烈的信念，而它一旦形成，便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召唤。

　　此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那，吞炭漆身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死去的那个人在世人眼里并不值得可惜，但他全交与我，那么我就推开世俗的价值认定，全身付出，甘心为他复仇。
　　也许，执意要杀死的对象却是个磊落光明的君子，但他有负于我心中的恩人，那么我就要带着我的固执，向他进逼。
　　也许，复仇的路本身就是条葛榛遍布的艰难路，但我已以心许之，虽万难千限、壑高水深，都阻挡不住我前行的脚步。
　　壮士，就是沿着这条精神小径走出，走向他的辉煌之路，同时也是寂灭之路。
　　那个死去的恩人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也并没有向恩人许诺一定替之复仇，而艰难的复仇之路又是壁垒森森，几近于不可行。但明知不可行我却偏偏行之，明知不可为，我就要慨然为之！
　　豫让何以这样愚蠢呢？
　　为之唏嘘之余，我想起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的一段话。他说，古人比我们活得纯粹，活得简单，也活得干净。
　　古人的物质生活标准要远远低于我们，在今天的想象之外。

　　古人的精神人格追求要远远高于我们，也在今天的想象之外。
　　物质日进，生活日奢，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的心灵日渐委顿，精神日渐垮塌，身量一天天矮化。古人仰望的思想山峰，我们被乱云遮眼，看不到，甚至连想象也不可抵达。古人退而求其次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又是巍巍矗立，高不可攀。
　　因而，站在我们的价值坐标上向远古回望，总会觉得他们迂阔，是不真实的存在。就像一条身长体硕的巨蟒，它永远不会相信自己最初是从一枚脆弱的蛋壳里爬出。所以，清醒的人类学者向来耻笑刻板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帽子来套古人的脑袋。
　　的确，所有的历史复原与再现，都是后人的一厢情愿，本质上均是对历史的篡改。因为我们站定的基准太低，尽管将头已高高扬起，可视线的终端仍与古人目光所及之处有着不小的落差，有时就是万仞壁立，霄壤之别。
　　于是明了，为什么钱起也会叹息，“缅想古人增叹惜，飒然云树满岩秋。”又为何苏轼也会长叹，“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
　　对于当下来说，所有的既往都是过去。而过去的湖面总汪着不可言说的美好涟漪。可感，可怀，可忆，只是不可追。

　　人的思维常常形成定式，因而就有不可克服的思考局限。比如一谈到勇，人们很自然就划分为两种：一是肌肉和大脑共同发达的智勇双全的勇，一为有勇无谋的匹夫之勇的勇。
　　前一种勇常常得到人的掌声和敬佩，后一种勇又常常遭受人的讥笑与鄙视。孟子就说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两种勇都有典型代表人物。
　　前者出自《国语•越语上》：勾践十年生聚，终于官富民穷，于是越国将士纷纷前来请战讨伐吴国，“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