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大义是历代诗经注解权威们的特长。在他们眼中，伊人是谁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托辞，他们只看到画幕后历史舞台上的模糊表演。而舞台距离又太远，因此不免臆断，从《毛传》开始，注解就很牵强：“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也许是对华夏正朔东迁的惋惜，也许是对秦人戎狄身份的芥蒂；郑笺毛诗，多无新意，添砖加瓦而已：“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 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清人魏源进一步演绎发挥了毛、郑之说：“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遇霜而黄。”——实在忍不住说一句：能够“苍苍”起来的蒹葭只是小芦苇，诗中景象当是初夏，哪来的霜降？

　　不过，也不应该过分苛责经学家的微言大义，毕竟诗在他们那里不是用来赏心悦目的，而是用于传经载道；现代流行轻松解读诗经，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诗三百尽成了乡风野曲，无根无依。相对这样的架空，我倒宁愿看那些穿凿附会——千秋碧血若能够轻描淡写，那厚重的文明岂不成了过眼云烟？纵使《蒹葭》没秦襄公什么事，但我们都该去联想那个有着秦襄公的时代背景。秦戎相争，彼消此长；秦霸诸戎，收周余民……关中大地发生了甚于西周末年的剧烈变动……后代儒生们心有戚戚焉，皆认为那变动是“以戎变夏”——毕竟秦人远离文明中心太久。在他们眼里，秦襄公仍然是个夷狄之君。记得秦襄公与周平王盟誓，所用的牺牲是“緌驹、黄牛、羝羊各三”，而不是周礼的太牢；所祀神主非昊天上帝，而是西帝少昊；祭祀地点不在周社或周庙，而是“西畤”。畤，是秦人的祭祀场所，类似商人的社和周人的庙。这个词本是鸟栖息的笼龛，折射出秦人是鸟图腾、东方少昊的后代。

　　近现代的政治化历史观习惯于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标志线来给历史定性，但这来自西方思维对中国历史其实是很不适用的。纵然三代间少不了奴隶与奴隶主的针锋相对，但从影响历史的中国文明特征分析，那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可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民族对立，而始终是“华夷之辨”。“华夏”是一个族群认同感的来源，是族群的信仰和文化符号，而且，超越了单纯的血缘界线。秦人和周人出现的种种差异，除了血缘之外，更重要的来自于他们各自与华夏之间的距离。

　　所谓“华夏”，首先需要明确这个词的蕴义。华夏一词最早是分开陈述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来源，而且，“华”早于“夏”。
　　1985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讨论会”上曾赋诗一首，首句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其中的“华”古义为“花”，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常绘的一种花卉形图案。苏秉琦先生说：“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先民遗存。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的。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山、华夏、中华之华既然来自于五千年前风中摇曳的一朵野花，那么这朵花旁的先民一定具有崇尚美好事物的浪漫基因了。

　　关于“夏”，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氏号有关。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夏”是个会意字，《说文》解释说：“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页：人头；臼：两手；夊：两足——这个字本是中国大地上先民的自画像。从字形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形：威仪棣棣、孔武赳赳。这个字充满了夏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日期：2011-06-07　21:25:58
　　据考古证明，与“华”图腾有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属于黄帝文化，而夏人则主要出自炎帝集团，又融合了小部分黄帝和东夷的血脉。所以，当“华”和“夏”开始连称的时候，意味着炎与黄两个部族融合的事实。炎黄融合，一个传承了四千年的全新民族和文明开始形成，炎黄子孙的名字各采其长，叫做了华夏。华夏之民从而兼有了炎、黄的特点——华的美丽，夏的威仪。这两个字随着传承悄无声息地潜入这个民族的风骨和神韵。

　　“华夏”连称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这个民族已经透露出明显的文明优越感。《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大力发展了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初步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仓廪实而知礼仪，对美的追求已经落到具体的事物——衣冠之上。根据人类的社会学规律，衣装的原始作用是“蔽寒暑”，稍微进步一点到“增美饰”，而华夏的祖先，在衣饰的功用上又升华出第三重意义——藉衣冠之美而创造出优美的礼仪，用以教化万民、治理家邦。由此衣冠不再只是一块单纯的麻帛毳革，而升华为文明的信仰——《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华夏从一个族群的名号逐渐成为这个族群所创的文明之称，其含义的定型见于《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成为后来的标准答案。如果不能理解“华夏”而“衣冠”、“衣冠”而“礼仪”、“礼乐”而“文明”的轨迹和关系，就很难理解“垂衣裳”到“天下治”之间的因果逻辑。

　　这种特别的民族界定让我们这个族群在形成初始就超越了血缘的唯一标准，而取决于所信仰的文明，所谓“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华夷间的变换在上古很普遍：夏后氏政衰，周祖不窋落于戎狄，几代之后又重归华夏；同样，殷商与东夷同源，然而却势同水火；姬姜之缘中的大量姜姓族群固为华夏，而与其同源的西北羌戎却属夷狄之列；建立中山的鲜虞人属于白狄，但他们姓姬，显然和诸夏有着同样来源；传说中匈奴祖先却是夏后之苗裔的淳维……经过太古的传说，经过三代的岁月，“华夏”就这样在不同血缘的民族间悄悄辗转，但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版本，它始终保持着理想中的光环，那就是——章服曜曜和德音孔昭。

　　追根溯源的话，秦人这支强悍善战的马背民族在很久以前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华夏，不过在两周之际的时候已经“入夷为夷”。秦人在地域上处于农耕和游牧民族的交界，本身也兼有这两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介于夷夏之间。诸夏对其不屑一顾，而秦人却一直以华夏自居，关于他们的定性确实比较难以拿捏。然而必须看到，是华夏的信念让秦人一开始就不甘与四边的戎狄“同流合污”，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被周人当作国之利器。这种信念驱使着他们义无反顾地跃入血海搏杀，最后生出殉道者的悲壮。

　　悲壮的秦人，正是这样一个“边缘华夏”；悲壮的秦风，低徊在华夏边缘，将那片土地涂抹出铁和血的颜色，难怪骨子里会这样哀婉苍凉。
　　斗转星移，当“华夏”已经按照周人的礼俗与时俱进的时候，濡染了戎狄风气、还带着古东夷式老版本“华夏”的秦人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煊赫一时的出身，直到五百五十年后大秦帝国的分崩离析，从未停止过对华夏的追求。周秦第一次大融合发生在襄、文两代，秦人征服戎狄，收周之民。立下秦人东出的第一座里程碑。历代多忽视了“收周余民”的真正动向。那暂时的“以戎变夏”只不过是历史在前进中的一个曲折，其实才是秦人“去戎狄化”的起始。如今，他们又对的周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看与《蒹葭》同时代的秦风《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