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同样的问题对古代西方的城邦也存在。以我们这种大国，至少坐天下已经有规可循。新征服的区域，在早先可以封一个侯，后来则是派一位太守或是巡抚，带上随从官员，平定盗匪，安抚民情，恢复耕作。如果做得还有成效，当地的百姓就成了天朝的臣民，朝廷则又多了一个地方官府。可是西方的古代，没有臣民，只有公民；没有天朝，只有规模不大的城邦。因而如何统治新征服的地区，有它特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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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请看随帖，或参见博客HistoryNotebook.blog.tianya.cn)
　　图2.12：希腊地区图（公元前450年前后）。雅典的势力范围在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当时属波斯帝国）之间的爱琴海周边，地理上相当分散，城邦之间通常要航行数百公里。斯巴达是希腊地区的另一个霸主，其势力则主要在爱奥尼亚海岸。这些城邦后来都为北边的马其顿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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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的城邦之中有许多做得很失败的例子。以雅典为例，公元前478年，为了抵御当时统治西亚的波斯帝国，爱琴海周边的百多个城邦，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首的联盟，大家共同出钱出力。到了公元前454年，外敌波斯已经退却，雅典却成了骑在大家头上的霸主。联盟的财库被搬到雅典，使雅典可以吃着其他城邦的贡奉，大花金钱修建神庙和战船。雅典内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所以这其中的好处倒是不少人都可以享用，战船上的桨手，军队里的军人，建神庙的帮工等等，都在城邦拿到报酬。当然，能够享受这些福利的人，必须是雅典公民。后世所敬仰的雅典文化中的诗歌、哲学、戏剧、艺术等等，大多出自这一昙花一现的时期。

　　其他城邦自然有不服气的，需要雅典派兵讨伐，由此产生新近征服的地区，及相应的管治问题。雅典的体制是由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但是刚刚被征服的这些人显然不可以成为雅典公民。他们前不久还与雅典过不去，在战场上被击败，却转眼变成可以行使雅典政治权力的公民，分享雅典花这么大气力所得来的福利财政，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城邦公民数目增加，立刻就会冲淡现有公民的权益。这样的建议拿去给公民投票，也无法通过。况且，这些外邦人，怎么参与雅典的政治过程？以当时的条件，城邦里开个会本来只是雅典本地人在露天剧场上聚一聚。外邦人或是要翻山越岭，或是要漂洋过海才能来开会，这也不现实。所以现实、合情理的解决办法就是罚他们更多的纳贡，在他们的城邦里派兵把守，将他们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雅典是收到了更多的进贡，却也布下了许多怨恨与不满。

　　雅典虽然产生过著名的思想家，可是在“国家”与“公民”这两个概念上，却未能跳出小城邦的排他与狭隘。从地域上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很少超越自己的城邦，为整个地区的利益着想。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雅典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也就在雅典帝国的全盛时期，原本只要父母一方是雅典人就可以享有的公民权，被收紧成为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能有公民权，怕的就是外邦人通过联姻，抢得公民权，也抢走雅典民众的福利。被征服者如果不是奴隶，至少也是外人，就算是语言文化与他们相同的其他希腊人，也绝不可以成为雅典公民。因而百年的征战下来，雅典当过城邦联盟的霸主，建立过帝国，展现的却都只有战胜者的傲慢与霸道，无法成为一个公民数目不断增加，势力与地盘不断壮大的大国。

　　这样的例子在现代也有。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整个地球，但是殖民地的民众与英国人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英国虽然是现代民主发展得最早、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却不曾在它所拥有的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中推广民主。在白人殖民者占大多数的北美、澳洲，殖民者倒是有在当地民主自治的权利，结果却是先后独立了出去。在白人居少数的殖民地，政治权力都是垄断在白人手中。它唯一一回推广过民主是在香港，但那也是在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出发点大致也是因为对放弃香港不甘情愿。殖民地在地理上都离英国太远，当地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不咬弦。当地的民众，也不可能参与英国国内的民主政治。更何况，英国人的那一套医疗与社会福利系统，不可能让那些殖民地的民众来享用。英国得以维持大帝国，在于它有工业化所带来的强大武力，还有工业社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此威力来统治殖民地，来榨取经济利益。一旦那些落后的殖民地民众，也学会了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学会了组织政党，大英帝国就只能回到它那英伦三岛，中等国家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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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3：古罗马的扩张示意图（至公元前200年）。与雅典相比，罗马开初的势力范围在地理上要紧凑许多。罗马的地域并不大，只相当于我们一个县的大小。早期的盟邦，都在拉丁地区。罗马也在零星的要害地带，设置了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居民通常都享有至少部分罗马公民权。到公元前298年后，新增加的盟邦离罗马较远，没有公民权，但是享有自治，负有与罗马共同作战的义务，并可以分享由此得来的战利品。公元241年以后，罗马扩张超出了意大利半岛的范围，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岛，还有北部的波河地区，设的是行省。此图由大英百科全书的原图改编而成。原图请参见：http://cache.eb.com/eb/image?id=1040&rendType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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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古罗马却是与众不同，走出了一套它独特的治理办法。战争是残酷的，战败的一方要承受屈辱与代价也是免不了的：赔款，割地，纳贡，被占领。在地中海地区，如果双方杀红了眼，失败一方被捣为平地、成年男子全数被杀、妇孺被卖为奴隶的例子也是常有记载。与这种常规比较，罗马至少在征服意大利期间态度要和缓一些，有那么几分怀柔的味道。如果说雅典在希腊对待其手下败者的态度像李逵，罗马在意大利对待其手下败者的态度却像宋江。一次性该赔的该割的，自然是免不了，割让的土地通常也会成为罗马的殖民地，由罗马人耕种、驻守。但是长期性的纳贡、占领，则不是罗马所采用的政策。战败者的内政，罗马基本给予尊重，元老院、官员选举、宗教仪式都可以保留。

　　于此之外，罗马对公民权的态度要远比雅典慷慨。早期被征服的城邦，大多在罗马邻近的拉丁地区，那里的战败者甚至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像罗马人一样投票、选举。罗马实行的是共和，不是民主，选票不如在民主的雅典那么值钱，城邦也没有为公民提供什么福利，因而罗马的心胸要比民主的雅典来得宽广。到远一些的地区，这样的做法变得不现实。罗马的政治也是原始的城邦制度，到了我们一个县的范围，以当时的社会条件实施起来就已经差不多到达极限。对居住地离罗马有几十里路的民众来说，去罗马投票也没有多少意义。对于这些人，罗马虽不给予公民权，却给了一些其他的特权，比如说通商、联姻、迁移的权利。

　　罗马的慷慨，自有它的目的，有权利者一定有义务。盟邦所承担的义务是为罗马的征战出兵出力。它与雅典不同，雅典的财富来自盟邦的进贡，罗马的财富是对外扩张过程中抢来的。罗马需要盟邦的兵力，但是也不是白要。抢来的战利品，它会按盟邦出力的大小让大家都得到该得的一份。因此那些昔日在罗马扩张中的牺牲者，被征服之后却成了罗马进一步扩张的盟友，在这些持续不断的扩张之中，分享一杯美羹。作为罗马的同盟，它们在对外关系上，要完全听令于罗马，不可以背着罗马到外边去议和、交战或是结盟。 丧失这些外交权，换来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环境，省下了过去那些连年不断、丛林式的城邦战争，还可以在罗马的胜利之中沾光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