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前者等同于不分清红皂白，不分清红皂白等同于自觉露出狐狸尾巴，而自觉露出狐狸尾巴等同于引火烧身，遭来骂名，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如此不计后果的裸勇，如此缺失自我保护意识，焉能称智？
　　在赵高看来，这分明就是心机不够圆满、手段未达上乘、修炼未成正果，总之是不学无术的表现。
　　这是聪明绝顶的赵高，绝不允许出现的下策。
　　那么，他有何良策呢？
　　引火但不烧身。
　　就是说，功劳是自己的，罪过却是由所谓的“集体”来承担。
　　这似乎是在找个顶缸的？
　　如果仅只是这样，我也就不必费心在这里大书特书了，因为这样的智商太一般，科室里的一般科员都会走二步。
　　事实上，赵高也在找他的“缸”。只不过，这个“缸”，不是指某个人，比如秦二世，也不是指由多人组成的领导集体，比如帝国中枢，却是直指帝国赖以存在和运作的政治基础——司法制度。
　　这才是赵高真正的可怕之处。
　　在这一点上，赵高确实是心肠蛇蝎，用心良苦。
　　为了实现打击政敌之目的，同时又要确保做到弹压舆论，于是，他充分发掘智慧沟，终于想出一个断子绝孙式的妙计。
　　这个妙计就象一条高压线，谁碰谁死。

　　它就是：肆意变更律令，随性增删条款。
　　不要轻看了这十二个字，它的内涵实在是太过丰富。
　　因为它意味着，不管是谁，有无罪责，只要是赵高想打击的对象，他都可以在至高无上的“秦律”中，找到适用的相关条款——没有的可以事先增加，处罚偏轻的可以加重，只要能置其人于死地。
　　然后轻松地安在对手的头上，让他死得无话可说，也让其他人惊悚得张不开嘴。
　　这是不是比不分清红皂白的“欲加之罪”要高级？而且赵高还不必为此担责，端的就是体制性的缺陷。
　　这就是为什么后人捎带骂赵高，却是跳着脚猛轰秦法酷烈的原因所在。
　　赵高这人不只是历害，着实是歹毒也。
　　关于这一点，《史记》的记载是：
　　“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秦始皇本纪》）。
　　“二世然（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李斯列传》）。

　　虽然《史记》没有记载赵高都变更了哪些法律，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自此之后不多的几年里，帝国的统治不是趋于缓和与理性，而是变本加厉，日渐疯狂。
　　这才是秦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酷政的开始。
　　起火上游（3）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二世胡亥东巡诸县，丞相李斯、冯去疾陪同。
　　当年四月，胡亥回到咸阳，顺利实现了上文提到的第三个目的。
　　似乎是树立起了足够威信的秦二世，紧接着想起他的第一第二个目的。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
　　这是一场名至实归的大屠杀。
　　自秦孝公变法以来，因王位之争而导致帝国核心阶层大动干戈的事，一共发生过二次，本年度是一次，另一次在遥远的公元前307年。
　　当年，秦武王暴毙于周朝的首都洛阳（与大力士孟获比试举大鼎，结果是绝脉而薨），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嬴稷，在母亲芈八子和亲娘舅魏冉的联手操作下，顺利登上王位，是为秦昭襄王。

　　由于秦昭襄王是庶出，并没有实质上的继承王位的资格，这引起了宗室的不满。于是，公元前307年，公子嬴壮联合反对派发动政变。
　　魏冉也不跟他客气，动手迅速剿灭了判乱。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相反，却是有意地扩大化。
　　魏冉为巩固秦昭襄王的统治，借力打力，彻底清洗了秦昭襄王的异母兄弟。

　　这段残酷的历史，在公元前209年得到了重演。
　　据统计，共有十六个王子死于非命，其中十二个王子被处死咸阳街头。再加上先死的扶子，也就是说，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能够仅存下来的，恐怕都站在了胡亥的一边。
　　王子嬴闾将在死前，仰天长叹三声“苍天啊”，与二个同母兄弟，拔剑自杀。王子嬴高本打算逃走，又担心全家因此受牵连，于是上了一封谦卑的奏章，自愿殉葬老爹。
　　没心肝的胡亥还喜滋滋地拿着嬴高的奏章，给赵高看：你看咋样。

　　赵高说：很咋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也就没有时间造反了。
　　愚蠢而冷血的胡亥，甚至连姊妹都不放过，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先后有十个公主被车裂于杜邮（在西安境内）。
　　因事受到牵连的不尽其数。
　　如果事情只做到这个份上，冷酷固然冷酷，多少似乎还可以理解，毕竟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况且这事魏冉也干过。
　　问题在于，攻于心计的赵高，显然缺失魏冉的高瞻远瞩。
　　这就是鸟瞰似的智慧与井底之蛙的天壤之别。
　　明智的魏冉，心里一定有他的大局，那就是一切服务于秦国的事业，因此并没有去触碰帝国核心统治阶层的根基——累世名贵人（参与判乱者除外）。
　　这保证了秦昭襄王后来无限风光的军事扩张。
　　可是，赵高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碰了，而且碰得极其彻底。
　　结果是，向来号称坚如磐石的帝国核心阶层，出现了无可挽回的离心与分裂。
　　这就是我所说的起火上游。
　　尽管文献在记载这一事实时，不只是语焉不详，简直就是忽略不计，并没有提到大刀向反对派头上砍去的血腥过程——我指的是诛杀大臣。
　　但借助于赵高与胡亥密谋时所说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探得一点端倪。
　　当然，虽只是一点端倪，也足以骇人听闻。

　　赵高处心积虑地对胡亥说：“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
　　这就是赵高的邪恶本相，他不仅要“尽除”去先帝旧臣，而且要灭之。当然，这个过程，赵高讲究了技巧，先挖掘他们的把柄——罪，然后把他们投进大牢——坐，最后杀之——灭。
　　不愧是个精通法律的行家，整个操作过程完全符合法定程序，一点找不出纰漏。
　　在这个基础上，大肆安插亲信才成为可能。且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懂不懂富国强兵、行军打仗，只要能将官印抢在手里，大功即算告成。
　　最为恐怖的是，赵高还要将这些勋旧之家来个一锅端，斩草又除根——收族。

　　由此来看，除了“顺我者”之外，那些“逆我者”必定是亡得差不多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赫赫有名的蒙氏家族后来声消全无了。我的意思是，赵高很可能“族”了他痛恨已久的蒙氏。
　　而通过下文与蒙氏一案有关的相关分析，我们即可了然赵高毁秦何以毁得如此彻底。
　　起火上游（4）
　　前文已述，蒙恬在临死前曾表态，他是有能力造反的，这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他在军中是有支持力量的。
　　蒙恬固然是顶天立地的忠臣，这毋庸置疑，但他到底缺失政治智慧，这一点和名将白起出奇的相似。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名将多么历害，在战场上多么威风八面，他究竟玩不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