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4-13　21:14:52

　　那么这个故事就一点可信度也没有了么，也不尽然。
　　很多野史和小说都记载，年轻的左宗棠是一个愤青，愤青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可是个流行词汇，从字面意思来看，愤青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愤怒的青年”，如果要从深层次挖掘，愤青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当然了，这是对愤青的正面解释。
　　如今网络上的“愤青”似乎更多的是贬义，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位大侠义正言辞的说“面对日本的可耻行径，我们要时刻保持克制，抵制日货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那么这些所谓的“愤青”就会群起而攻之。他们坚决用口水淹死你，给你冠以各种头衔，比如“汉奸，走狗，卖国贼”等响当当的称号。
　　左宗棠在长沙之时怒骂权贵，抨击时政，甚至说出“这样的政府不如推翻了算了”等反革命口号，后来事情搞大了，连咸丰同志都知道了，咸丰闻后大怒，“狗日的农夫，竟敢骂老子，给我就地正法”。
　　左农夫人缘在当地还是不错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为左宗棠说情，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当属翰林院学士林祖荫的“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好样的，林先生在奏章里竟然弄出了千古佳句。
　　左宗棠的命算保住了，但是那张嘴还是管不住。今天跟老王讲清政府横征暴敛，明天又跑去跟老李讲清政府不重视人才。总之，左先生秉着把“愤青”
　　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义无反顾投身到“反革命言论”的大潮中。
　　更为蹊跷的是当湖南巡邀请他出山时，左宗堂反复拒绝，以各种理由搪塞。就连太平军兵临城下，左先生依然泰然自若。种种迹象表明左宗棠是对清政府很不满的，但是自己还挑不起大旗。

　　想跟着洪秀全混个军师的位置，没成想吃了闭门羹，差点小命都搭上了，事物之间就怕做对比，本来很差的东西和更差的东西去比较，那么这个很差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一面是令他不满的政府，一面又是打着洋教旗号的汉族同胞，左宗棠的犹豫不无道理。
　　左宗棠不喜欢乱世。但他对于搅乱时局的太平天国，起初并无鲜明的态度。而且太平天国的老大洪秀全，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与左宗棠一样，读过许多儒家经典，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却总不得志。他把科场失意的窝囊气，统统砸向孔老夫子，转而信奉洋人的宗教。又将基督教改编成中国的版本，把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妖魔化，用信仰来点燃降妖的战火。他改认了祖宗，自称天父之子，不仅令所有喜爱寻根的国人非常郁闷，而且把国内那些清醒而痛苦着的穷书生弄得十分困惑，无法想象跟着他去造反算不算一条出路。他有大批盲目的追随者，却无法调动大多数书生造反的积极性。

　　洪秀全是个穷秀才，和左宗棠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他懂得人间疾苦，很想建立和谐的社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是左宗棠正在家乡实践的理想。但是洪秀全所做的事情，是用暴力用战争来改朝换代，同时扫荡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迫不及待地自立为天王，几乎听不进有识之士的劝谏。
　　洪秀全发起的战争，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左宗棠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而言，他的很多做法值得商榷。你反对腐败的政治，救民于水火，那是好事。可你为什么要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你为什么要信奉洋教，在所到之处焚烧宗庙，把土地文星菩萨全部打倒？灭绝传统，斯文扫地，你想把中国折腾成什么样子呢？
　　左宗棠对洪秀全有没有同情？未必没有。
日期：2011-04-14　22:29:14

　　首先是敌人已经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增援。长沙城中遭萧朝贵

　　突袭以后，帮办湖南军务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卸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即飞咨钦差大臣赛尚阿和赴湖南“会剿”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要求速派大军应援，同时还要求驻在岳州的湖北提督火速沿兵赴援，又沿途迎提前经清廷下谕从各省调来湖南的部队，截取去长沙增援。赛尚阿等迭奉咸丰的严旨，虽然不敢亲去长沙(赛尚阿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到长沙)，但的确抽调了大量兵力去长沙增援。在洪秀全、杨秀清到达长沙以前，敌人增援的情况可稽索者大致如下：

　　九月十八日，楚雄协副将邓绍良率精锐九百人到长沙。
　　九月十八日以前或以后，江西九江营一千人到长沙(此军先到
　　永州，于九月四日经赛尚阿饬令赴长沙)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凤凰厅同知贾亨晋及永绥协副将瞿
　　腾龙部兵勇二千人到长沙。瞿本人已先期兼程入城。
　　九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河北镇王家琳率兵千人到长沙，
　　九月二十六日，绥靖镇和春、镇远秦定三等率大军到长沙。
　　和春统下江忠源一军达一千五百人。
　　九月二十五日前，都统衔头等侍卫开隆阿等率兵七百余到长
　　沙。九月二十口前，赛尚阿等拨兵一千到长沙。
　　十月六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所统之兵二千余到长沙。
　　连同招募的乡勇，长沙城内外敌人的兵力，在战事的后期，据最少的估计也达到了五万人。如以五万人计，剔除在十月上旬以后到达长沙增援的李瑞、福兴等军的人数，则在洪、杨到达长沙时的清军兵力，也应有三万余人，较萧朗贵初攻长沙时，增加了三、四倍。
　　在这段时期内，敌人的指挥力量也有所加强。九月十六日，新
　　任湖南布政使潘铎、十月六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先后到长沙，缒城而入。“张亮基潘铎喜附循，日资酒肉饼粥犒守裨士……，城中人人自奋”。 张亮基入城时并带去火药两万余斤，子弹两万余斤，城内的军火因而比较充裕。原在桂林称病的广西提督向荣也星驰赴援，于十月二日到达长沙。这个同太平军作战已有将近两年经验的反动将领，即被赛尚阿赋以统领四川、河南、陕西等省清兵的重责。他到达长沙后，立即以五千斤大炮置于城东南天心阁最高处向太平军轰击(向荣到达以前，无人敢用)，太平军制高阵地被毁，伤亡颇大。此时，长沙城内一帮办大臣，两巡抚，两提督，城内外总兵、副将、道府以下数以十计，一时反动头目蜂聚蚁集，为太平军起义近两年以来历次战役所未有。

　　敌人援军到达以后，即抢占要害之地，加强了城防，布置的重
　　点尤其在南城和东城。西门以至迄无战事的北门也派兵驻守，更于城外各营盘之间挖掘长壕互相连接。这对于后来战事的发展很有关系。如江忠源于九月二十六日到长沙后，即率本部一千五百人抢据城东南天心阁附近的蔡公坟高地筑垒布防，萧朝贵所部太平军起兵来夺，江忠源以前队抵抗、后队筑垒的办法死命挣扎，结果筑成了营垒，以后和春的大军就驻屯在这里，和在白沙井的太平军紧紧相逼。后来太平军大队虽然到达，但攻城基本上仍只限于城南一隅，未能同时在长沙东门外大举进攻，立定脚根，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要害之地已被敌人先期抢占。

　　萧朝贵攻城之初，虽然兵力不厚，但主动权操在太平军手中，
　　敌人除“登陴守御”以外，没有力量认真下城反击。到了敌人援军渐集而太平军大队未到之时，情况起了变化：九月十八日，太平军用大炮轰击南门，乘势仆城，已经将要得手，适逢敌人首批援军邓绍良率部到达来援，终于未能破城。自此以后，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日和十月三日，敌邓绍良、瞿腾龙、和春、王家琳、秦定三、江忠源等连日出队进攻太平军，烧毁太平军在南门外所占民房及哨棚多处，尤以十月三日一仗，敌分三路进攻气势颇为嚣张。敌方奏报的战绩虽然大部分出于虚夸，但从太平军在这些战斗中大多“负固不出”、“踞巢不出”、“坚壁不出”的情况看来，他们由于主力未曾踵至，攻城部队已被迫处于守势，敌人则争取了时间，因援军四集而渐操主动，这却是明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