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一下孝和个性发展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限制了个性的发展，造成中国千人一面。这是对孝攻击的最无厘头的观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如果从相同点入手，每个民族都有千人一面的一面……一面的……面的……的……德国人理性，英国人绅士，法国人时尚，意大利人奔放。这算缺点吗？那中国人家庭观念重就是缺点？那是培养责任感！责任感就束缚了个性的发展？孝什么时候成了罪恶了？个性的发展不要在伦理的范围内？孝还是不肖，我的地盘我做主？主流意识形态企图以孝的名义控制社会，没有得逞。这是历史证明过的；*******企图以反对孝的名义，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强化人的阶级属性，也不会得逞。历史一定会证明给我们看。

　　这里明显有人试图把水搅混，但是潮水退去之后，孔子确实没有裸泳。不过你要说儒家如何如何，我还真不好反驳，所以我只限定在孔子的范围内来论述这个问题。
　　个人以为孔子论孝，无非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去谈。因为这是最方便的修养法。就像《维摩诘经》说：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也是提供一个最方便的修行法一样。孝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不用讨论。一个人如果天经地义的事都做不到，遑论其他！孔子没有由孝而忠的必然推断（实际上，这种推断既没有逻辑基础，也没有事实依据）。Lz认为这是后世儒生的刻意曲解。而且lz也断然不认同这种曲解。五号部长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忠取决于禄，跟五号部长孝否是断然无关的。子女孝于父母源于养育之恩，官员忠君源于禄之厚薄，仅此而已。而现代一些人攻击孝，多是来源于对自有文化的不自信。

　　孝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以爱为核心的所有理论和观念的“本”，在今天的际遇令人唏嘘。什么时候，那条丧家犬的木铎会再次响起？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听到那个木铎的声音了。。。。。。。
　　日期：2011-08-11　15:45:52
　　【小结2】关于忠孝的补充论述
　　在小结1关于忠孝的论述中，lz忽略了孔子对“忠君”的论述的一半的观点，就是孔子对忠的态度，虽然不像对孝那样绝对肯定。但孔子无疑是鼓励和赞赏忠的。只不过这种鼓励和赞赏是建立在君主能够奉天承运，能够使臣以礼，能够“居其所”。如果做不到，孔子不仅认为不应该忠于国君，而且应该抛弃国君——这主要针对非皇室的臣僚-----无道则隐，以此来保全自己。孔子不仅这么说，而且自己这么做。但是如果邦有道呢？那就不能叫愚忠！比如抵御外侮，说是事君致命，但怎么能算死一人呢？孔子甚至对那些还不错的君主或准君主，也不同意去为他们个人卖命。管仲没有死召忽，孔子就说过如其仁，如其仁。

　　Lz并不想给孔子洗白，但是《论语》这部以孔子为主的早期儒家言论集中，甚至在有迹象表明可能遭到某种篡改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孔子关于“忠君”的直接论述。每一次相关论述，都要先给“君”下个套，也就是说孔子其实一直站在臣和民的立场论述“忠君”。我不举例子，因为所有的例子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当君、王被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所体现时，孔子引入了两个更空泛的概念，邦国和天下。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很明显，一些话题出现君王的字眼会被审查和屏蔽。在一些语境中，邦国就像“草泥马”一样，不过是个技术手段-----指向就是那些君王。诸如邦有道，邦无道之类。当然说外国领导人是不犯忌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谈论一下“卫灵公之无道”。至于本国的国君或长政者，就要客气一些。说到忠君，说不说爱国呢？算了吧。跟孔子一起去旅行也挺刺激的。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论语》中出现的忠，和大多数人思想中的“忠君”几乎可以说完全是两个概念。孔子口中的忠是他的伦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并不针对君王。即使当这个忠和君王发生关系，也不具有特别的含义。
　　日期：2011-08-12　08:37:19
　　里仁第四题解
　　一般的看法是，《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相与论纂”而成。这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基础：1.《论语》本身的架构不能反映孔子自身全部的思想（因为是弟子论篡）；2.《论语》的思想最接近孔子的真实（因为是弟子甚至亲传弟子“相与”论篡）。
　　从《论语》的角度看，明显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后儒鼓吹的“礼”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为仁服务的。孔子在没有开始他的教育事业以前，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儒者，相礼就是他的职业，而且是业务极为熟练的职业。并且他招徕学生也一定是依靠自己对礼的精通，这点儿从孔子的教材（大六艺）和教授内容（小六艺）中都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初入师门的学习内容也一定是礼。根据春秋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能够让学生脱离贫困和下贱的有效技艺，孔子企图以他的伦理学思想或称为哲学思想，想招生恐怕不大做得到。也就是说礼对于儒家就是谋生的手段，当然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也很重视礼的教育，但就礼在论语中的地位，应该说很一般。也就是说，孔子是把礼作为职业教授的。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论语》面对的学习者，是有志于进入社会管理阶层的所有人，所谓有教无类的基础是“自行束修以上”。所以无论礼的规范还是仁的思想，都是针对执政者的。礼的规范是协调所谓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
　　礼的这一特征当然不能满足孔子对全社会的考量，于是孔子把仁引进了自己的思考。并从历史中给自己的思想寻找依据，为了说服当时的执政者接受自己的主张，孔子不惜放弃承认自己思想的独创性，宣称自己不过是“信而好古”，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虽然孔子自己没有这样说，但是确实给当时的统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于是不仅使他的仁道思想避免被统治当局会商。而且使当局无法反驳自己，要知道当时还是周朝的天下。反对文武就是反对正统。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坚称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对旧典章制度缝缝补补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孔子还真就不能为“吃人的礼教”负责----前有周公制定规范，后有董仲舒的礼制泛社会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意孔子是周公控，追本溯源，礼教的首要责任就应该由周公旦（甚至更早的某人）负责；如果我们同意孔子只是拿尧舜文武说事儿，我们就只好承认孔子自有的理论体系-----一套用礼伪装起来的，以仁（或其他什么，但一定不是礼）为核心的全新理论架构。

　　（插段题外话。非常奇怪的是，今天许多人在反思中国的落后时，将责任一股脑的地推给了孔子。一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者却要为今天的现实负责！这恐怕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思想就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因为我们缺乏自我修正的自信。因为我们缺乏向前看的勇气。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汲取给养，担当起现实的责任，中国的进步就没什么希望。）

　　为了进一步保护仁道思想，并在学生中宣扬，孔子还为他的仁道思想披上了礼的外衣。这在论语中有着清晰的反映，比如当子夏说出“礼后乎”时，孔子鸡冻滴说：起予者商也。并进一步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仁者）无为小人儒（司仪工作者）。而当礼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时，这个被称为顽固的复辟狂的老头却简单的说了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还比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仁）不谋食（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