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日期：2012-06-09 20:10:17
　　批：
　　大夫当即严词反驳了文学们的谬论，指出秦的灭亡并不是商鞅政策的错误，而是以赵高为首的奸佞权臣作乱的后果。并用当时流行的《春秋公羊传》的话来说明执政者的领导作用是非常大的，之后用相土、周公、裨谌、子产等历史名人来说明——只有伟大的领导人才能制定伟大的政策，并且政策的维护需要不止一代人的维护才能屹立不倒，即“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大夫对文学们的故意混淆是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虽然在这其中有点夸大了领导人主观的作用，忽视了政策得以生效的客观环境；但考虑到当时古人的认识水平和辩论现场的激烈气氛，大夫的这段辩驳还是相当有力的，言简而意赅。另外，大夫的话也表明了一个道理：制度的确立不仅需要创立人、更需要接班人的维护和发扬光大，“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从历史上来看，同为法家的商鞅和吴起、虽然他们都有相似的个人悲惨结局，但不同的是商鞅在秦国变法被成功保留了、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却是人亡政息。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国的变法被秦惠文王等后来人所保留和继承了；而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就被后继的执政者们所摒弃了。

　　但大夫在此，把秦国的灭亡归结为赵高等人没有坚持商鞅的正确方针，“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这明显太牵强。从商鞅到赵高，间隔百余年，虽然维护好的政策需要好的接班人很重要；但从商鞅到赵高，中间也隔了好几代人，把年代相差甚远的两人硬是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似乎太牵强了。
　　但总体而言，大夫所言还是很到位的。那么面对大夫的辩驳，文学们还会坚持己见吗？
　　日期：2012-06-10 10:24:56
　　原文：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日期：2012-06-10 12:25:36
　　批：
　　文学们也不甘示弱，依然坚持原有立场，他们抓住了商鞅之法太过严酷为突破口，说明正是因为这么残酷的法令逼得秦二世时百姓造反了，“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因此文学们得出了自己的推论，秦朝的灭亡看似赵高等的欺上瞒下，实则秦律太残酷、逼得百姓无法苟活而造反了；秦二世时秦朝的暴政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最终积重难返矣，即“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文学们的反击也确实犀利，点到了商鞅之法的软肋上。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急切的把秦律推广到原来六国地区；而原来六国的贵族和平民都无法一下子适应严格的秦律，尤其是赵、齐、楚这些地方，本身就不大重视农耕、喜欢相对自由的游侠、经商、渔猎等生活：秦始皇在政令统一方面没有照顾各地文化差异、强行推广秦政，最终欲速则不达，造成了这些地方的士民成为了日后反秦的主力。所以之后不管西楚霸王项羽、还是汉高祖刘邦都部分保留了分封制度、搞地方自治，这看似开历史的倒车，实则是前进中必须的妥协。而且秦国一直推行“以吏为师”，对民间言论的管制一直很严厉，这使得百姓都不敢对政策的错误做批评。而失去了民间对现行律令施行效果的正常反馈后，政府就无法做出适时的调整，最终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但国家方针和真实民生的偏离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民众绝望的认为靠体制内途径已经无法改变现状后，民变就会必然爆发。

　　文学们在此虽然点到了秦政的软肋上，但他们因此而得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只看到了秦律残酷不近人情的一面，如“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但由此而全盘否定秦律的对推动天下统一方面——如“度量衡”的统一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错误的。
　　那么大夫面对文学们的反击，会如何应对呢？
　　日期：2012-06-11 19:40:14
　　原文“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日期：2012-06-11 20:31:34
　　批：
　　大夫面对文学们的夸夸其谈，已经颇有不耐烦了；并讽刺其为“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就是说：你们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此回顾商鞅所处的年代，那是个兼并战争不断、弱肉强食的社会大环境。没有商鞅的变法来严明法纪，秦国哪来强悍的军事实力来征服六国呢？就算到了西汉时，没有高效而严明的政令，又能拿什么来反击匈奴和保卫边关呢？所以面对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大夫还是坚持己见，“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这就如同当年苏联在建国后不久，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国民经济路线之争那样：布哈林认为要改善民生为先，要优先发展和民生联系密切的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不仅能较显著改善、并能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投资；而斯大林认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和军事关系密切的工业，因为当时来自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时刻高悬在新生的苏联头上，所以没有强大的国防就难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最终，历史证明斯大林是对的，如果没有当时打下的军工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卫国战争对纳粹德国的最终胜利。

　　日期：2012-06-11 21:0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