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夫并没有正面回答文学们关于秦律太残酷的问题，而是从当年秦国和现在汉朝所处的严峻客观环境、从外敌威胁这一侧面说明：在国家自身面临巨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时，国家的安危是第一位的，没有物质的巨大积蓄“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和赏罚严明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同仇敌忾团结对外的，“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由上可见，身处日理万机的最高决策层，其观点比起文学们的高谈阔论来，确实务实多了；大夫的话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而言，因此其潜台词就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百姓必须要放弃一些个人私利私权；否则国家破灭，必将民不聊生。大夫的话在或许一般人并不会有多深刻的赞同，但有个民族确是对此深有体会——犹太人。在经历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血洗后，犹太人深刻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所以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下，身处全球每个角落的犹太人，不远万里回到约旦河西岸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而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之高，甚至是我们都无法理解的。增有以色列小姐在竞选全球小姐胜出时，恰逢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当她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和事业时，她依然选择了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令全球为之惊叹。而造成犹太人如此热忱的爱国主义，正是其四面树敌的客观环境所迫；而在“国家主义”统领下的众志成城，正是以色列在强敌环抱中依然能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大夫在此振振有词，但文学们似乎并不买账，依然不依不饶的对商鞅进行着批判。
　　日期：2012-06-12 19:41:11
　　原文：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日期：2012-06-12 20:19:23
　　批：
　　文学们在此以退为进，先承认商鞅变法和蒙恬逐匈奴的历史功绩，“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但之后立刻指出建立在严刑峻法基础上的秦政过度使用、透支了国家力量，最终造成了秦帝国国家实力的耗尽并崩溃，“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从上述反击来看，文学们也并非像大夫所说的那样只会夸夸其谈，他们的分析也很深刻。商鞅把秦国导向了“国家主义”的路线上，一方面极大增强了秦国在战国中的竞争实力，但另一方面也把秦国捆绑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所以在秦国进行统一战争时，国家主义更多的表现为团结奋斗、同仇敌忾的积极一面；而在一统天下后，其军国主义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了，这导致了整个秦朝统治阶级迷信武力、解决问题简单粗暴，最终激起了原来六国地区的大规模民变。从近代史来看，国家主义盛行的地域也不同程度的导向了军国主义，前有二战前的德国，后有二战后的前苏联——德国的军国主义被巨大的外部强力所摧毁，而苏联最终却从内部崩溃。

　　日期：2012-06-12 21:31:22
　　那么看似“法力无边”的“国家主义”，怎么会最终导致国家自身的灭亡呢？或许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国际主义的特点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作为“国之大事在戎与祀”的战争，本质上是参战各方综合国力的比拼，所以国家主义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国家所有资源来为“办大事”来服务，这也是秦国能从战国中崛起、苏联能从二战中崛起的主要原因。但当“国家主义”的战车隆隆开动后，如何及时踩刹车就是个大问题了；一旦刹车失灵，这辆巨型战车早晚会偏离正轨、撞得粉身碎骨。两千年前的秦朝并没意识到要踩刹车的问题：当六国被灭后，秦国的战争机器非但没有就此停息，反而是不断去搜索和攻击新的敌人——百越和匈奴——最终秦朝在因修长城而导致的民怨沸腾中，被人民的洪流冲垮。而两千年后的苏联，在结束二战、周边威胁消除后，也没有放弃其“战备经济”重军工轻民生的特点。赫鲁晓夫曾经想要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纠偏，但马上招致了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军人利益集团的颠覆，最终在政变中黯然下台；而之后的勃列日涅夫顺应了军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旨意、让把苏联在军备竞赛的岔道上越走越远，最终被拖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所以如何防止国家主义膨胀到军国主义、并自我毁灭，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国家主义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无法改变。

　　文学们抓住了国家主义这一先天缺陷，对商鞅展开了大肆批判，“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并借用《周易》屯卦中的卦辞“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把商鞅变法的成就贬低为小人得志。虽然这话明显有失偏颇、以偏概全，但在当时激烈的辩论现场，也不失为给自己阵营激励士气的有效方法。

　　那么在文学们的步步紧逼下，大夫又会如何应对呢？
　　日期：2012-06-13 20:00:58
　　原文：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日期：2012-06-13 22:17:21

　　批：
　　面对文学们对国家主义的责难，大夫也无法正面回应，只能从个人修养的层面上对文学们进行批判，“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大夫看似反驳的义正词严，实则理屈词穷。因为在这个事关国家大计的大讨论中，把国家政策路线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行的问题，实在是难以说得过去。不管是屈原还是上官大夫，他们的斗争都不仅是两人个人恩怨的斗争，更是两种路线、两股势力、两大利益集团的斗争！所以把路线斗争简化为个人斗争，这是民间关于政治斗争脸谱化、戏剧化的浅显认识，根本没有触及国家大事的根本。大夫在此对文学们的道德打击是苍白的，只能反映出其外强中干的一面。

　　同样，大夫在批完文学们后对商鞅歌功颂德了一番，也只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另外，大夫在此把秦国的崛起都归功于商鞅变化，似乎只要有了商鞅就万事大吉了，这也明显有鼓吹个人英雄主义之嫌。首先，没有秦国类似戎狄的朴素民风，商鞅变法就难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效果；试想如果商鞅是在齐国这样的商业气息浓郁的国度来重农抑商的话，齐地惯于经商的人民肯定不会不打折扣的执行法令，这也正是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按著名美籍学者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来看，在商鞅之前的秦献公时期已经有不少墨家人士来到了秦国；他们按照墨家严密的组织纪律，在秦国打下了严守法纪的群众基础——所以等商鞅到来后，在本已成气候的群众基础上再进一步，把遵纪守法上升为国策；如果没有之前墨家人士打下的基础，很有可能商鞅变化也会像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那样，人亡政息。所以我们在推崇历史人物的时候，也不能将其无限拔高；所谓“时势造英雄”，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再天才的人物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辩论至此，看来文学们又重新夺回了话语权，那么他们接着又会如何发难呢？
　　日期：2012-06-14 21:48:40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