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书院诸人目睹朝政日益腐坏，神宗贪婪麻木、不理朝政的状况，主张重视农工商，要求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体恤百姓，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后金兵进攻，强烈反对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掠财。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抨击现实，裁量人物，政治色彩鲜明，引人注目，吸引了许多关注时政的有识之士，被贬斥的正直官吏纷至沓来，一些在朝官员，也支持东林书院，与之遥相呼应。使之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舆论中心。

　　东林人士要求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反对势力的猛烈抵制。最终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反对派将东林书院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攻击诋毁。反对者之一的李廷机第一个提出 “东林党”。“东林党”一词就此出现。

　　日期：2007-3-21　17:13:19
　　其实，当时的“党”与今天的“党”在含义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的一种诋毁式称呼。在古代，士人们秉持“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儒学正统思想，结党营私被视为小人行径，为人不齿，往往成为攻击的对象。历代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其为“朋党”，由此引起的党争、酿成的党祸并不鲜见：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等等均是。

　　随着东林势力的增长，他们开始干预朝政，如在官吏任免上，极力推荐跟东林诸人有关系的人员，打压其他派系官员。而那些反对东林书院政治主张的派系，对东林大力造势、无所忌惮的行为极为不满。
　　在东林党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一些与他们政治主张不同的在京官员也按地域形成了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楚党等。其中尤以宣、昆、浙党为盛。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宣党首领汤宾尹、昆党首领顾天峻、齐党首领亓诗教等均占据要津。他们为巩固本派系的地位，争论吵嚷，不以国事民生为重，一意交接皇室宦官国戚，结党营私，排斥打击异党分子尤其是声势日益浩大的东林党为务。东林党人也不善罢甘休，抓住对方的弊端进行参劾，明末朝廷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党争局面。后来，宣、昆、浙等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林党。双方借王元翰案、韩敬科场案等进行了此消彼长的争论。这场长达数十年的争斗，被史学家称为“东林党议”。

　　日期：2007-4-6　16:49:41
　　而争国本事件则更为党议提供了素材。所谓“争国本”，也即争论国家根本，即朝臣们要求神宗早日确立太子的谏争。廷臣之所以争论不已，原因在于神宗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
　　神宗因皇后久未生育，对其日渐疏远。一天神宗来到其母亲李太后的慈宁宫问安，见一位宫女娇柔可爱，一时兴起，使这位王姓宫女怀孕并生下一子，起名朱常洛。
　　神宗对这位宫女感情冷淡，对这位皇长子也心怀厌恶。但慑于母亲的威严，他只得承认了朱常洛是自己的儿子，却又长期不为王氏册封。神宗喜欢的是一个姓郑的妃子，不久郑氏生下朱常洵，神宗满心欢喜，立刻将郑氏封为贵妃，并打算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消息传出，大臣纷纷上疏反对。按传统，皇位继承遵守“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正室没有生育，只能由长子继位，不论其母亲地位贵贱。大臣们都已将朱常洛当成太子，现在得知皇帝有意更立太子，登时哗然，群情激昂。他们认为，确保皇长子继承大位，是维护祖宗法度，捍卫朝廷立国之本，决不能让步，开始纷纷上疏。尤其是东林人士，秉持正统，引经据典，义正词严，甚至直斥皇帝私心过重。神宗恼羞成怒，但也觉得自己于理有亏，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说立也不说不立。廷臣见此并不罢休，时刻紧盯皇宫，捕风捉影，宫内稍有风吹草动，即刻上疏论争，就此引出了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

　　日期：2007-4-6　16:51:22
　　刚开始时，神宗以皇长子年纪尚幼，等几年后如果皇后确实无出，再行册立。大臣则提出本朝英宗刚4个月大就被册封太子予以反驳，神宗不予理睬，后被聒噪烦了，就采取贬调、罚俸甚至廷杖的办法对付廷臣。这却使东林人士的形象大为提高，得到人们的尊重。而宣党核心人物、首辅申时行、王家屏则因态度不够坚决遭到大臣弹劾，被迫挂冠。万历二十一年（1593），浙党首领王锡爵继任首辅，神宗迫于廷臣压力，提出三王并封。他们提议，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另一个皇子常浩一并封王，不分高下，无有偏颇。而其真实意图却昭然若揭，是想将立储事再度搁置。王锡爵没能领会其中玄机，竟然同意，登时遭到东林党人的群起而攻，王锡爵几乎官位不保。次年，神宗最终同意皇长子出阁讲学，此时朱常洛已经13岁了。

　　在其后的几年里，廷臣们就立太子事进行了不知疲倦的争论。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身心俱疲，册封已经20岁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争国本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在这场争斗里，以浙、宣、昆三党为主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依违其间，左右动摇，逐渐失去了大臣的支持。而以东林党顾宪成、顾允成、钱一本等为首的秉持正统，毫不妥协，赢得了大臣的敬重。

　　日期：2007-4-11　17:15:01
　　双方形成对立两派，互相攻讦，并借助京察、外计等机会贬斥异己，培植私人。
　　京察、外计是明朝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形式。每六年对在京官员进行一次考核称京察，每三年对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称外计。负责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由于考核关系升迁降黜，官员十分重视。正派官员以之选拔贤能，打击奸邪，而也有人将之作为结党营私、扶植同党、打击对手的机会。东林党与其他诸党也纷纷借此为己所用。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外计由东林党骨干、79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他秉公裁治、黜陟咸当，将宣、昆两党党魁汤宾尹、顾天峻也列入贬斥对象。宣、昆两党自然对孙丕扬极力攻讦，孙丕扬被迫辞职。此后，浙、宣、昆三党逐渐掌控吏部。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三党更是专权，将东林党在京人士罢斥一空，东林派遭到沉重打击。此后，三党之间也产生了内讧，势力逐渐削弱。正在此时，宫廷内部发生了著名的三案，东林党人借此机会重新掌控了朝政大权。

　　日期：2007-4-11　17:16:46
　　东林党案（2)
　　明末三案其实是“争国本”事件的继续，包括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我们先从梃击案说起。
　　虽然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其太子位在大臣看来并不稳固。一是立为福王的朱常洵并没有及时到洛阳就藩，二是从内廷有流言传出，说皇长子是神宗被逼无奈才同意的，早晚还将重新更立太子，甚至有郑贵妃阴谋杀害太子的流言。不少大臣吵嚷着让福王立刻就藩，但神宗先是不予理睬，后见无法拖延，又提出必须给福王庄田四万顷方能就藩。东林党人叶向高当时为内阁首辅，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不合祖制，强征民田，容易激发民变。在叶向高等人的谏言下，万历四十三年三月，神宗不得不让福王就藩，所授田地也削减了一半。在福王就藩的第二个月，就发生了梃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