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山东义和团“匪乱”闹得沸沸扬扬，荣禄保荐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带领武卫右军前去“快刀斩乱麻”。这一去看似远离了权力中心，袁世凯却是有意无意间因祸得福，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来到山东，袁世凯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义和团，迫得“匪乱”转移到天津、直隶一带。清廷一时头脑发热，竟然引义和团入北京，局势全面失控，酿成庚子大祸，慈禧与一干亲贵慌忙西窜。
　　袁世凯静观局势，按兵不动，反倒让山东这义和团的老家风平浪静。其余武卫四军却没那么幸运了，全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从此一蹶不振。
　　庚子事变之后，回到北京的慈禧只得依靠袁世凯那唯一没有受损的武卫右军，以维持京城的护卫和治安。
　　而庚子事变中，张之洞等人策划的“东南互保”让慈禧大受刺激，一怒之下，于1901年下诏把张之洞的自强军开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战争的残酷不但没有损害到袁世凯，反而让他扩充了军容，真乃一大奇迹。
　　1901年李鸿章离世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代为行权，作为练兵大臣，参预新政。其后又被正式授命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作为政坛的一颗新星，中外都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
　　袁世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终于可以甩手大干一场了。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立即对武卫右军进行改革，将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并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王士珍为兵备处总办，王英楷为总参议。
　　同时，上奏创办北洋常备军，并拟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效仿德国常备军制度，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并进一步扩大军队规模，编制已与现代军事制度类似。
　　1903年3月，袁世凯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请求设立练兵处。11月，朝廷奏准。但此前不久荣禄病逝了，因此改由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
　　这个组合虽是两满一汉，实则唱主角的都是袁世凯的小站嫡系，大权掌握在袁世凯的部下徐世昌（总提调）、段祺瑞（军令司正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军政司正使）等人手中。
　　万事俱备，袁世凯踌躇满志，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
　　1904年，日俄在东北打得难解难分，对于袁世凯而言却是一股东风，他借口要增强防御，乘机要求清廷增加军饷。清廷立刻召准。袁世凯终于得以四处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

　　北洋陆军第一镇由旗兵组成，一贯懒散，被称为“京旗常备军”，由铁良充任京旗练兵翼长，所以不为袁世凯所掌握。然而其余五镇，则为北洋军的基本力量，且从上到下，均牢牢掌握在袁世凯手里。
　　袁世凯又令段祺瑞督理北洋武备学堂和速成学校，培养出大批效忠于他们的军官。凡以后新建镇、协长官，或各镇、协军官有缺，都由此处培训、抽调。因此，全国各地新军军官都出自北洋六镇及其随营学堂，而六镇军官又出自袁世凯的小站嫡系或新建陆军或武卫右军。故从筹建之初到辛亥革命前，清末新军都为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或北洋常备军（参见《民国军事史》）。

　　同时，他还设置巡警学堂，创建中国最早成体系的丨警丨察部队，垄断电报、轮船、矿山、食盐、币权等众多财权，在朝廷安插心腹、眼线等。
　　袁世凯一步一步地为他的“王国”添砖加瓦，一个盘根错节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由此宣告成型。
　　王朝的统治者开始忧虑了，若北洋军一方坐大，打破了制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袁世凯编练北洋军时，清廷也在不断督促各省督抚编练新军，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练的新军最为突出。因此清廷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以便南北相互牵制。
　　同时，清廷以1906年的官制改革为契机，开始削夺袁世凯的军权。
　　但北洋军的私人性已经成型，犹如南山跑马，只听命于袁世凯的哨声，清廷即使抢过了缰绳，又岂可轻易驯服得了？

　　日期：2011-10-11　09:51:50
　　迷梦破碎——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洋取经
　　1904年，就在清政府新政改革遇到瓶颈之时，突然闯进了两个强盗——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强盗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利益，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腐败的清政府竟躲在角落里，宣布严守“局外中立”的鸵鸟政策，让每一个国人都感到深深的莫名耻辱。
　　日俄之战次年就有了胜负之分，结局是“蕞尔岛国”的日本将庞大凶横的沙俄掀翻在地。一时之间，舆论大哗，时论“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之胜负”，立宪思潮陡然高涨，时论宣称“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

　　朝中的一些开明大臣如孙宝琦、张之洞、袁世凯、周馥等也纷纷上奏，请行立宪，并建议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为立宪作准备。
　　群情汹涌之下，慈禧太后动摇了。于是在1905年，慈禧太后召见端方，问：“新政都在施行，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回答：“还有一事，尚未立宪。”老太后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端方对曰：“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老太后终于笑了。
　　于是，1905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称新政“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故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稍后补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9月24日，五大臣准备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启程出洋，各界人士纷纷前来送行。突然，“轰”的一声，把站台上的大伙都震懵了，原来列车上发生了丨炸丨弹袭击事件。载泽和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稍重，戴鸿慈和端方则安然躲过一劫，而制造袭击事件的革命志士吴樾则当场身亡，为坚持革命反对立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未出国门先挨炸，清廷慌了神，一边设立巡警部加强戒备，一边谕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以应对立宪时局。但箭在弦上，国人已经等不及了。迫于舆论压力，出洋考察终于在12月成行。出洋五大臣最后确定端方、戴鸿慈为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一路。
　　端方一行正式考察了美、德、奥、俄、意五国，尤以美、德、俄为重。载泽一行则正式考察了日、英、法、比四国，尤以日、英、法三国为重。列国的见闻让五大臣大开眼界，也深受触动。取经回来后，载泽上奏称，日本“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施诸中国，由属相宜”。 经过一番分析思量，清廷最终确定师法日本，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实行预备立宪。载泽接着又上密折，称立宪有三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慈禧听后，大为动容。

　　其他出洋考察大臣也连连奏请立宪，还有不少官员也以立宪上奏，以促成朝廷下定立宪的决心。
　　但也有人不爽了，宣称立宪有损君主权利、人民程度不够、有损满人利益等等。毕竟立宪涉及权力重新分配，有人得利就有人吃亏，谁愿意吃亏？
　　然而民心不可违，且三大好处也让清廷似乎有所心动，但反对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清廷夹在中间，不好办呐。为表示慎重和公正，清廷决定召开一次廷臣会议，对立宪问题作最后决策。
　　日期：2011-10-11　09:57:56
　　你方唱罢我登场
　　1906年8月27、28日，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和北洋大臣都来参加了，阵容十分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