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按照常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文学扩大了常识。可这和历史，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哲学要发展，文学总是先行，文学提出问题，而来不及解决问题，这个任务交给了哲学。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
　　王尔德说“女人是画儿，男人是问题”，放在这里，可作这样的理解：女人这幅画儿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真正的女人（就是贾宝玉所说的“女儿”，这可完全不同于这位公子所说的“蠢妇”，在他眼中，这种蠢妇的审美价值甚至连肮脏的男人都不如）是身体最忠实的信徒，她依赖身体这个小宇宙不断的暗示提出闻所未闻的问题，所以女人是文学，是预言家；男人是哲学，试图分析，解决女人提出的问题。

　　可是哲学未必就不提问题，也未必和感性脱钩。海德格尔就说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研究一般存在“观念”的源头与可能性，借助形式逻辑的抽象是不行的。引自《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
　　创造基本概念的先行研究无非就意味着：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法相来解释存在者。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它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样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原则上有别于跛足随行的“逻辑”,“逻辑”不过是按照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方法”而已。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其意义是：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领域，率先展开这一领域的存在法相，把赢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抖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透彻明晰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于是，例如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同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也在于着手清理出那属于某种自然一般的东西，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论”。他的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事情逻辑。

　　用以规定存在者的方式虽然在一定限度内是正当的，但这种方式，亦即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传统逻辑本身的基础就植于古希腊存在论之中―不适用于存在。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这两段话不大好理解。按照我对《存在与时间》的观感，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传统的那种逻辑不适合于探讨存在的前结构，因为世界上的任何逻辑，任何公式，都远远没有现实复杂，深刻。不但不能用，而且要避开它。就象成人回到他出生时的那个状态一样，忘掉一切，并且从那里开始，把他的人生从头开始再过一遍，而且带出感性，形成结构，这个结构正是“前逻辑”结构，胡塞尔说这是为逻辑学奠基，它大大不同于传统的逻辑。这就是“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的描述，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正是这样做的。

　　现象学究竟是什么呢？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又是什么呢？存在的显现。如何显现？海氏说，在语言中显现。逻辑，按希腊人的原始意义，就是语言，说出来的语言。语言，难道不是感性的吗？后期海德格尔的两个主要概念，诗与思，就与感性密切相关。不过我个人认为，千万不要认为回到感性就比以前简单了，我认为，比以前复杂得多。霍金说，哲学回到语言是堕落。我认为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种判断只具有常识的价值，就象如今恶俗的电视新闻。

　　历史呢？过去时间，没有悬念的文学，完成了的感性。可完成的究竟是什么？是事件，这是不能篡改的，可意义呢？完成了吗？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的就是意义。历史事件就象莎士比亚戏剧的脚本一样，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说的意义，意义是无限的。
　　寻求意义，就象上面寻找庞德那两句诗的意义一样，也是文学的，哲学的。
　　日期：2011-10-04　17:25:28
　　四

　　本人看过一些“历史研究”之类的书，这些专家们大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写历史，如果不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就会流于浅薄，不作“阶级分析”，就不上档次。阶级分析法固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可生搬硬套，用多用滥了就没什么意思了。世界上没有万能药，尤其是对人类这么复杂多变的对象。比如说《红楼梦》中平儿这个人物，其阶级性就很成问题，她当了贾琏的小老婆，为贾家办事，就是“半个主子”，可她到底是贫苦阶级啊。当然，这些马克思主义老爷们会说，平儿是堕落了的无产阶级，这不是太搞笑了吗？还有，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基本上不提“阶级”这个词，比如说普希金就尽写贵族，而且歌颂生活中“多余的人”，认为他是俄国社会的典型人物之一。“多余的人”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是受到强烈鄙视的对象。中国人不把自己看作是英雄，那是要受到所有人瞧不起的。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乡愿”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东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开篇《告读者》最后说：“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有个马克思主义者作出评论说，这里说的“虚伪的读者”指的是资本主义腐朽读者。在他们眼中，凡是坏东西都是属于他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的，凡是好东西都属于无产阶级，波德莱尔简直被打扮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我就不明白，如果这么看，那波德莱尔自己属于什么阶级？因为这句诗明显说这些读者和他是“同类”，“兄弟”嘛。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波德莱尔总不至于混淆这么重大的问题吧？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会说，这又是波德莱尔的不彻底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认为世界的一切丑恶都是资本主义的丑恶，批判的矛头从不对着自己，只要批判的武器，不要武器的批判，真够彻底的。

　　而且，他们认为，波德莱尔要彻底，就得加入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打破旧世界，让人类“准”毁灭一次。可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还不是新贵换了一件衣服，代替了旧贵，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又从头开始。甚至更恶劣。翻身后的无产阶级用他们的血泪建成的那些宫殿，他们进得去吗？所以结论是：人类的恶无法根除，任何对旧世界的破坏，任何建立天堂的妄想都只能是建立地狱。什么时候驯化了恶，什么时候再谈改造人类这类妄想。

　　我个人认为，波德莱尔指的是人类这个总概念，包括他自己，都难逃出人类恶劣的根性。《恶之花》批判的矛头对着谁？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篇幅看起来是在批判别人，其实是批判自己，有几篇干脆就直截了当地“批判”自己。把人类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根本就不是波德莱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常见的一种浅薄，就是认为西方大家灵魂冲突的根源完全来自于外部世界。眼中只有那点阶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