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自由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有了这一条公理，一条原理，世界上关于人的一切大是大非的问题似乎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比如说善恶问题，法的问题，国家问题，都和这两条原理有关。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道德圣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别人也要自由，所以我必须放弃一部分非份的自由，这就是法；因为蛮族或本族的强盗要来抢众人碗里的饭，所以要有国家。

　　世界上的事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历史太复杂了，原因之一就是人这个无毛两足动物（钱钟书语）实在是太凶残了，太下流了。下流中的最下流莫过于人会撒谎。明明是杀人放火，他偏要说成是替天行道；明明是抢劫，他偏要说成是他养活了你所以你必须交租。动物不会说话，所以不会撒谎，所以动物只凶残不下流。
　　原因之二，一切概念越抽象就越简单，越具体就越复杂。就象人们常说的，大道理谁都会讲，一到实际就不行了。举几个例子，其一，人要放弃一部分非份的自由才能让大家都自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一到自己头上就都糊涂了。比如说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例外，放弃非份自由是别人的事，法律是管别人的，不是管我的。所以领导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交警要管，上去就是几耳光，谁的车，记住了吗？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要放弃多少自由，才能保证大家都自由？比如说，公民持枪的自由要放弃吗？在中国这简直不是问题，人人都可以有枪，世界岂不是要乱套吗？可美国公民想要有枪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有。据说是为了保证公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而且枪可以保证一种平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力大无穷的罪犯，因为枪而平等。
　　一般认为，除非中国社会矛盾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不能开放枪禁，弄得不好真是要血流成河。这样的观点也许又是危言耸听，以前中国管制刀具，社会还不是到处都是凶杀案**案，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弹簧刀，也没见比以前乱到哪里去。枪和刀其实都差不多，习惯了它的存在就行了。而且很有趣的是，开放枪禁，人和人之间互相威慑，强横者不敢强横，社会不公也就越来越少了。呵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恶搞一下，就是，枪杆子里面出礼貌。

　　两字之差，区别却太大了。前一个枪杆子，所有的枪都对着同一个方向。枪产生罪恶，一万支同方向的枪产生一万倍的罪恶，灭绝人类的大罪恶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后一个枪杆子一人一个方向，方向和方向正负抵消，人类即使想要大灾难都很难。
　　结论是，有序的暴力，才是人类最大的毁灭根源。
　　日期：2011-10-04　17:29:49
　　七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中国人有考证癖，无独有偶，钱钟书在《围城》中也有这三个字，（不过，老钱的意思是说别人别去考证他，他却专门考证别人，比如《管锥编》，100多万字，专门是考证，哈哈。）中国人读书读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最“深刻”的研究，就是按字为单位去考古，谁考证到了洪荒时代，谁就最有水平。考证当然需要，但不要为考古而考古，考证的同时，别忘了文本的意义，意义比事件重要。比如说晋代的清谈问题，考证家们考出了史书中到处都是清谈误国，于是就跟着得出了清谈误国的结论，古人已经替他思考了，他就完全不需要思考了。关于清谈误国，本书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是魏晋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再比如说徙戎问题，这似乎是大汉民族常有的病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从史书的字里行间难道看不出来，汉族的冉闵，孙恩比胡人凶残得多吗？而且汉族的普通人排外，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吧？当然，到底是哪个民族更恶劣，似乎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逃脱不了人的根性，妥斯陀耶夫斯基说，人比动物更凶残，更下流。

　　大陆的八十年代受柏杨先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老先生懂得民主的概念，对儒家的虚伪和繁文缛节深恶痛绝，这很象我，可说实话，除此以外，我就完全不象他了。
　　其一，柏杨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封建文人。比如说本书中写到的，他在骨子里面就把人分了类，皇亲国戚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见本书相关章节。比较一下西方哲学家如第欧根尼，东方知识分子的境界实在是太低了。人，按《圣经》的说法，来自尘土，归于尘土，都是满肚子臭粪的两足动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德国哲学家舍勒甚至说“人和动物没有二元对立”。人高于动物和低于动物，都在于人具有价值观，也就是判断一个概念或一个事件究竟比别的东西高还是低的能力。人高于动物，是因为人有利用价值判断去认识世界，造福于人类的能力；低于动物，是因为人往往把这些能力用于干坏事，毁灭人类。原子丨弹丨用于大规模杀人，医学用于救人。道德既用于自律，约束自己不干坏事，也用于他律，他律用坏了就成了舆论杀人，被“杀”的人生不如死。

　　其二，柏杨先生是个勤劳勇敢的人，对古代当官的不干活深恶痛绝，说谢安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运气，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例外”，因为谢安和王导一样，都是晋代有名的“无为而治”的“三公”，不干活，专门谈些没用的东西。
　　柏杨先生实在是太敢说了，淝水之战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敢胡说八道的（本人只敢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胡说八道）。关于“无为而治”与“胡折腾”孰优孰劣的问题，也是本书的重大主题。柏杨先生大概没吃过观音土，没砸锅大炼过钢铁，所以永远也不明白当官的一折腾，老百姓就要饿死几千万这个事实。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意义：不干活比胡折腾好得多，老百姓自己能管好自己。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官的不干活就很好。现实情况往往是，当官的总是客观上干点好活（比如说上级来了命令），主观上总是干坏活。在不存在当官的总是干好事，而且很勤奋的情况下，只能求其次。就是，与其老是干坏事，还不如啥事也不干。张居正说，老百姓给当官的送礼，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求当官的别害人。作为在官场中混了这么多年的人，说出这话，具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可见一斑。一般来说，如果最高当局连老百姓吃饭的事情都要管，那就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这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

　　当官的越管得多，老百姓就越是苦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比较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情况就知道了。本人有切身体会。同一块地，同样的人种，生产力不但没提高，反而降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队里都有拖拉机，包产到户以后倒还没有多少人用这玩意儿），人不但没干得多，而且干得比以前少得多，可为什么一夜之间，以前天天吃不饱，以后却连农家养的猪都吃得比那时候的人好？这个问题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多解释我认为都比较牵强，经济学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官的瞎指挥，而且拒绝承认错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人只有为自己干才干得好，也是一个大原因，就象现在国有企业的死症一样。

　　其三，与以上两条相关，柏杨先生很推崇英雄和能人们，因为他们勤劳嘛。比如说前秦的王猛，他是个能人，有缺点大概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个人不敢苟同柏杨先生。三国时，四川如果没有诸葛亮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大概要幸福得多，史书就说，川人不喜欢打仗。这种能人实际上就是大折腾，除了让杜甫之类的失意文人拿出来意淫一下，又有什么价值呢？实话说，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英雄死一个少一个。布鲁诺的名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可悲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在下与柏杨先生的主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