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书中对传统的史观的批判随处可见。老实说，现代人如果还按古代价值观去生活，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比如说孔子就说管仲的伟大功绩是让汉人穿衣服可以不“左衽”，就是衣服的前襟向左。这说明古人穿衣服都是不能穿错的，搞得不好是要被杀头的。看现代人的服装千奇百怪，不断地推陈出新，全世界都这样，难道要把地球人都杀光吗？

　　再比如说女人的三从四德，基本上是儒生们杀人的武器。
　　魏晋时代很有特色，因为有很多反传统的人。他们反对孔儒的名教，甚至到了“裸奔”的地步。这个时代是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庄，儒法，佛教多种观念并存，所谓“清谈”，谈的就是这些玩意儿。能够容忍多种文化并存，说明统治者的宽容大度。
　　八
　　本人没有“拜人情节”，不喜欢崇拜一个人，而把一个人写成完美的人。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某个人的某一方面我很佩服，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瓦格纳的音乐，歌剧，乔伊斯莎士比亚的文学，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哲学，比尔•；盖茨的编程等等。这是老外们，如果是中国人，恐怕连具有这样“某一方面”的“某个人”也不存在。这很狂妄吗？不，这是事实。这不是说我个人怎么怎么厉害，我很不厉害，但并不代表我就要承认别人很厉害。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这些老外们的“厉害”，我会“佩服”某几个中国人的。

　　黑格尔说: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很象顾炎武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可落脚点根本不同。亡国是异姓改号，某家的江山完了。亡天下就是人吃人，似乎老顾没说亡于异族就是亡天下，不过按字面理解，亡文化才是亡天下，老顾暗示的是什么呢？在汉人眼中，只有蛮族才吃人（汉人吃“两脚羊”，一般是看不见的，呵呵），蛮族来了才亡了文化。其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不就是老顾吗？说的不就是老百姓不吃饭可以，不打清人不行吗？

　　其实老顾在危言耸听，只不过提醒国人要抵抗清人而已。文化大概是消灭不了的，没有人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把一个民族的文字，风俗文化消灭掉，除非这个民族自己消灭自己的文化。中国史书上到处都是这种耸世危言，似乎外族一打进来，中华民族就要完蛋一样。甚至某姓王朝一垮台，地球就要爆炸一样。如果真是这样，二战后的德国，日本的“地球”早就毁灭了。中国不也是亡了几次吗？元朝灭了宋朝，清朝灭了明朝，都是外族，老百姓还不是照样过？中华民族也没见灭亡了。德国，日本战败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而且还高得很。所以，看历史问题，还是别戴那么多有色眼镜。

　　黑格尔的意思是很发人深省的。中国古代史，不整个就是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王朝的低级重复吗？人的自由，政治文明几千年来原地踏步走，不但没有一点进步，而且在很多方面大大地退步了，比如说女人缠足，据说起源于南唐后主李煜；对皇帝跪拜是汉人叔孙通发明的。
　　本人学的是工科，历史完全是门外汉，自学也没有成才。由于工作之余大块的时间没地方打发，就胡乱翻翻书，码码字。外行写历史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条条框框少，思路就比有条条框框的广一些。而且把历史之外的知识用到历史中来，没准会有另辟蹊径的恍然大悟。用历史解说历史，前辈们做得太多太充分了，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总之，本书是一个尝试，如果有读者喜欢，则不胜荣幸。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错谬，矛盾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日期：2011-10-04　17:30:37
　　七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中国人有考证癖，无独有偶，钱钟书在《围城》中也有这三个字，（不过，老钱的意思是说别人别去考证他，他却专门考证别人，比如《管锥编》，100多万字，专门是考证，哈哈。）中国人读书读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最“深刻”的研究，就是按字为单位去考古，谁考证到了洪荒时代，谁就最有水平。考证当然需要，但不要为考古而考古，考证的同时，别忘了文本的意义，意义比事件重要。比如说晋代的清谈问题，考证家们考出了史书中到处都是清谈误国，于是就跟着得出了清谈误国的结论，古人已经替他思考了，他就完全不需要思考了。关于清谈误国，本书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是魏晋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再比如说徙戎问题，这似乎是大汉民族常有的病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从史书的字里行间难道看不出来，汉族的冉闵，孙恩比胡人凶残得多吗？而且汉族的普通人排外，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吧？当然，到底是哪个民族更恶劣，似乎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逃脱不了人的根性，妥斯陀耶夫斯基说，人比动物更凶残，更下流。

　　大陆的八十年代受柏杨先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老先生懂得民主的概念，对儒家的虚伪和繁文缛节深恶痛绝，这很象我，可说实话，除此以外，我就完全不象他了。
　　其一，柏杨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封建文人。比如说本书中写到的，他在骨子里面就把人分了类，皇亲国戚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见本书相关章节。比较一下西方哲学家如第欧根尼，东方知识分子的境界实在是太低了。人，按《圣经》的说法，来自尘土，归于尘土，都是满肚子臭粪的两足动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德国哲学家舍勒甚至说“人和动物没有二元对立”。人高于动物和低于动物，都在于人具有价值观，也就是判断一个概念或一个事件究竟比别的东西高还是低的能力。人高于动物，是因为人有利用价值判断去认识世界，造福于人类的能力；低于动物，是因为人往往把这些能力用于干坏事，毁灭人类。原子丨弹丨用于大规模杀人，医学用于救人。道德既用于自律，约束自己不干坏事，也用于他律，他律用坏了就成了舆论杀人，被“杀”的人生不如死。

　　其二，柏杨先生是个勤劳勇敢的人，对古代当官的不干活深恶痛绝，说谢安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运气，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例外”，因为谢安和王导一样，都是晋代有名的“无为而治”的“三公”，不干活，专门谈些没用的东西。
　　柏杨先生实在是太敢说了，淝水之战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敢胡说八道的（本人只敢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胡说八道）。关于“无为而治”与“胡折腾”孰优孰劣的问题，也是本书的重大主题。柏杨先生大概没吃过观音土，没砸锅大炼过钢铁，所以永远也不明白当官的一折腾，老百姓就要饿死几千万这个事实。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意义：不干活比胡折腾好得多，老百姓自己能管好自己。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官的不干活就很好。现实情况往往是，当官的总是客观上干点好活（比如说上级来了命令），主观上总是干坏活。在不存在当官的总是干好事，而且很勤奋的情况下，只能求其次。就是，与其老是干坏事，还不如啥事也不干。张居正说，老百姓给当官的送礼，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求当官的别害人。作为在官场中混了这么多年的人，说出这话，具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可见一斑。一般来说，如果最高当局连老百姓吃饭的事情都要管，那就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这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