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恐怖。
　　刘裕尽情倾诉，对这个忠实的听众，就象瓦格纳伟大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女武神》第二幕中，伟大的佛坦把布伦希尔德当做他的听众，对她倾诉就是对自己倾诉一样。说到激动处，刘裕眼里噙着泪花，他那古铜色的脸上堆满了凝固的真诚，即使是死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就象伟大的俄耳甫斯的琴声，竟然使冥河的摆渡者落泪。

　　这种待遇不是谁都有的，财富和官位都比不过萎人的真诚，这是朋友关系的最高境界。尤其是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的真诚。
　　诸葛长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然而悲剧接着诞生了。诸葛长民到死也闹不明白，这种待遇是给死人的。他正在庆幸的时候，刘裕忽然收起了他的真诚，换上了常见的那种冷漠，终止了他的肺腑之言，换成了一个杀人的手势，杯子落地了，诸葛长民的生命也跟着落地了。
　　丁墨从帷幔后跳了出来，在座位上弄死了诸葛长民。
　　联想不得，诸葛长民似乎死于非原发性呼吸道阻塞。

　　中国古代戏剧里有的有吊场，是说剧情高丨潮丨过去以后，台上最后还有一个或几个角色留着，说点台词，做点动作，为了不至于戏结束得太突然。刘裕导演的这部戏似乎不需要吊场，但历史有，很简单，刘裕命令左右把诸葛长民的尸体拉走，送到廷尉去判罪。
　　然后派人去抓他的弟弟诸葛黎民，诸葛黎民一向非常骁勇，拒捕，格斗，结果被杀死。又杀了他的小弟弟大司马参军诸葛幼民、他的堂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
　　刘裕的十二金刚现在只剩下两大金刚：王仲德、刘穆之。
　　――――摘自《刘裕灭憔纵》
　　日期：2011-10-04　18:53:08
　　他们说姚懿的利害关系和国家是一致的，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姚懿当然认为他自己的利益只有他当了皇帝，才和国家利益一致，这两个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正因为权力结构不合理。这似乎是一个路易十四问题，“朕即国家”，那么其他人就不是国家了，是什么呢？很显然，是组成他的国家的材料，是他的国家时间中的偶然存在。
　　西方有人提出，如果君权是神授的话（查士丁尼），那么按照《旧约》，上帝选择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为王，那么欧洲从罗马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君王都是篡位者。问题是，谁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美国宪法颁布以前的皇帝，都是凭暴力夺取皇位的。

　　美国总统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的支持之上，上帝的想法人是不能了解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人民的想法是可以知道的，路易十四问题中包含的国家材料，成了国家本身，总统只不过只能替国家材料当一个传声筒而已。谁当总统都是一样，因为谁当总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不过孟德斯鸠说，人民最大的能力是选择总统和监督，除此以外，国家的一切决策，人民是没有能力参与的，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人民不能充当执法者。因为人民的盲目，感情用事，多数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疯狂，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控制的（参见狄更斯的《双城记》）。希特勒说，他把听他演讲的所有人都当作是女人，女人是天下最感情用事的人群，征服了女人，就等于是征服了所有人。德国人与其说是相信了希特勒的理论，还不如说是相信了他的演讲词和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相信了他面部表情中精确的“真诚”。难道希特勒真的不真诚吗？狂热的爱国情绪，不正是证明每个人道德优越感的材料，打击敌人的武器吗？希特勒被征入伍，他跪在德国的土地上泪流满面，感谢上苍，难道是虚伪的表演吗？

　　希特勒的艺术品位是一般的暴发户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嘴里吹着一段颤音，很显然，那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中的一段，罗恩格林出场时的一段前奏曲，天鹅载着这个圣杯骑士，他承担着拯救公主爱尔莎的重任，福音大合唱后，天鹅动机和圣杯动机奇特的对位，天光的静谧衬托着缓慢上升的金甲武士，这是干净得不搀合一丝纤尘，纯粹得不带一丝喧嚣的静谧，骚动的人群呆望着它，领受着上帝无声的律令。

　　可是，这又是奇特的激情，当它和一个有毒的灵魂合二为一的时候，他妄想代替罗恩格林的身位，狂热地扩大了罗恩格林式拯救（罗恩格林只用决斗的方式打败了阴谋者，而且拒绝杀他）的界限，他把野蛮的屠杀美化为拯救爱尔莎式的替天行道，在爱尔莎－德意志的奇特混淆之中，人类的一切悲剧在一个“伟大灵魂”的眼中不值一提，这不正是尼采和黑格尔，费希特式的哲学吗？这就是希特勒的悲剧：有毒的爱国情绪毁灭了德国，德国似乎总是受冤屈的爱尔莎，所以拯救者不惜采取毁灭人类的方式复仇。联想到如今动辄叫嚣“核平”的中国愤青，何其相似。

　　一般的见解是，瓦格纳是希特勒的精神源泉之一，但音乐有罪吗？聆听瓦格纳的人多了去了。但有一种见解倒是很有道理的，说，一旦德意志式的激情被疯子发挥，人类就要为它买单。
　　其次，很多“理论家”说，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是“必然的”，真的如此吗？希特勒被捕以后，纳粹党几乎一蹶不振，等到他出狱以后才接着“振兴”，假如希特勒死在狱中，哪里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希特勒自杀，纳粹运动突然绝对地终止了，纳粹党的“振兴”几乎完全依赖于希特勒个人的口才。
　　值得注意的倒是，任何民族甚至任何人都不缺所谓英雄，爱国，崇高之类的激情，尤其是在古典时代，可在近代，没有一个民族象德意志那样将这种激情发挥得如此充分，以至于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巨人。尼采式的狂傲与严酷的自律，康德式的博大与严肃，黑格尔式的完整与梦幻般的思辨，海德格尔胡塞尔式的哲学寻根与建基，歌德式的宏伟与启示，贝多芬式的预言与冲突，尤其是瓦格纳，那是完整复兴了德意志古典神话的巨人，他的复兴和人的灵魂神秘一起，在音符中二者统一，完成的梦幻和没有完成的隐喻在人类某个最深的边缘找到立足点，可一转眼它又消失了，留下来无边无际的，扩散的升腾。

　　中国人吟唱了几千年的山河破碎，唱出的永远是那些老调，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唐诗宋词，比起西方那些巨制，不过是路边的一株小花，它不断地唱着，我看着我那个破山河，我有“淡淡的哀愁”是因为世人没发现我。
　　关于这种狂热，我又想起了如今社会的足球狂热，这种狂热大大超过了瓦格纳时代的狂热，这些狂热和希特勒时代的政治狂热究竟有多大的距离？这个问题实在太有趣了。现代足球就是战争模拟，民族之间每四年进行一次准战争，和平时期的英雄们从这种战争中产生，受到了全世界的狂热崇拜，人类的激情，血腥的本能找到了一种释放的替代方案，于是对真正战争的渴望反而变得模糊了。在心理学上，颇有点类似于青少年打架的现象，孩子们渴望手的接触，如果两个孩子握了一下手，或模拟了一次打架，那么真正的打架就不会发生。足球战争完全在强大法律的限制之下，是完全合法的，假如没有这些战争形式，可以想见，人类必然要寻求别的形式。所以，对狂热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造成了独裁，都是因为民主制度不是他们原创的，根基很不牢靠的原因。

　　关于群众的盲目，疯狂，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已经揭示得相当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