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是大权旁落，分封制的大权旁落到了诸侯王手上，郡县制的大权旁落到了权臣手上，前一个旁落似乎还有点救，因为诸侯王不是一个，得慢慢地做大做强，而且还多半是自家兄弟叔伯儿孙，后一个旁落则是一次性的，毁灭性的，落到赵高之类的小人手上，没几年就把你的江山折腾完，连你皇帝的狗命都一起折腾掉。
　　有魄力点的皇帝还可以镇得住，没魄力没资力的皇帝就完全要靠大家的道德，道德这个东西很经不起折腾，时间一长就没利益管用。西晋就是这样，司马炎好歹还能维持局面，等到一伸腿就坏菜了，后任司马衷不仅没魄力没资力，而且还没智力，天下人的所有缺点全集中到司马衷身上，又没一个得力的人帮忙，结果天下大乱。
　　分封制和郡县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对象不同，分封制被分封的是皇族和功臣，郡县制是地方长官，当然也可以是皇族和功臣。
　　其二，分封制是世袭的，郡县制则不是，皇帝随时都可以任免的。这点很要命，一个当官的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呆完了儿子接着呆，当地就慢慢和他们家有了感情，时间长了，当地人就只知道有土皇帝，不知道有洋皇帝，封国大了，慢慢就开始提出政权要求。提出政权要求可以，但用投票箱来决定也行，中国却没这规矩，总是带兵去要权，一搞就是内战。如果每个地方都这样，洋皇帝就成了一个空壳子。郡县制则相反，不让你当官的和当地有太深的感情，一有感情就把你调走，想夺权只能到皇帝那儿去夺，得好好说，不能带兵去夺。

　　其三，分封制对封内土地财产人民都有管理权和行政权，郡县制则不同，郡守和县令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这条也比较要命，郡县制的郡守和县令就象现在的乡政府，只替上级收老百姓的粮食和苛捐杂税，执行上级的命令，分封制则不同，管老百姓就象管家里人一样，连财产一起管，慢慢的就发财了，打仗要有钱，有人，他们都有。

　　其四，分封制的封地范围是除了“王畿”以外的所有地方，郡县制则一般是偏远地带。
　　这么几条一列，还是看不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知道，西周五霸兴起，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央政权的权力分散了，诸侯管理了他治下的一切，和皇帝没啥关系，而且象一个小国一样，老子死了儿子当，他的土地就象他的私产一样，他还有军队，时间长了就慢慢可以发动战争，结果有的诸侯国就越来越大了。中央政权就越搞越没权力，最后被灭掉就顺理成章了。

　　郡县制就不一样了，你随时都可以被免职，而且军队也是受控制的。这样就不可能有郡县做大做强的事情发生了。
　　难在哪里呢？还是在兵权。八王之乱中，齐王的兵力达到了号称百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可见一斑。贾南风为了除掉杨骏，在国都内无办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诸侯王，因为他们有兵权。兵一到了京城，那就基本上是袁绍请董卓入国都的故事，立即天下大乱。
　　可是，封建时代是冷兵器时代，基本上是只要有青壮年就有兵。如此看来，诸侯的国土，人口也是大问题。
　　在威权政治这个大背景下面，军队的问题基本上是死结，是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就象王权问题只能靠暴力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一样。只能暂时缓解，其中的技术手段不是很多，汉代的削藩，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维柯在《新科学》中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亚里士多德说，在英雄政体之下，贵族们发誓要永与平民们为敌，这一切所留下的一条永恒的特征，表现于一句流行语：“奴仆们是他们的主子们花钱雇来的仇敌。”

　　统治者防民防官，靠的当然是国家机器和教化。这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根子全在于政权的合法性。如果皇帝没那么多的特权，谁还会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去争呢？就象明朝初期当官的都想一走了之，因为在任上既不能发财，又时刻有被砍头的危险。
　　曹魏时期，中央政府失去了外援，导致了大权旁落。曹丕吸取了汉朝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定下刻薄宗亲的政策，虽然封宗室为王，但不给兵权，诸侯王限制带兵一百多，而且都是老兵，活动范围不得超过三十里，无诏不得进京，宗王之间不得互相往来。
　　司马炎又吸取了曹魏这个教训。封宗室倒是无所谓，但司马炎不仅给了他们行政权，而且给了兵权。刚开始，还知道让诸侯不到自己封国内，留在都城，后来就干脆放羊。诸侯控制着战略要地，这等于是扼住了中央政府的咽喉。司马炎活着的时候还可以控制局面，等到他一伸腿，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诸侯不但拥兵自重，而且更要命的是谁都不服谁。

　　这里就太有意思了，曹魏吸取了前朝汉朝的教训，司马炎又吸取了前朝曹魏的教训，可又忘了前朝的前朝的教训，前朝的前朝的教训再一次成为后朝的后朝的错误，历史如此低水平地重复，难怪中国五千年以来积贫积弱，成为永远沉睡的泥足巨人，颇象黔之驴，庞然大物也，怒，蹄之，技只此尔，被老虎尽噬其肉扬长而去。
　　如果仔细看一看，就会猛然发现，西周，秦，汉三朝也是如此，简直是神似之极。
　　造成这种滑稽可笑的历史，原因完全在于统治者权力高度集中，作出决策如坎井之蛙一样闭门造车。威权体制是系统性的缺陷，一切缺陷的总根源。而皇权是这个体制之下完全不能触及的话题。
　　黑格尔说: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还说：中国孔子的哲学“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见《哲学史讲演录》），这个观点在西方很有权威性，我在别的书里面也看到了同样意思的话。

　　尼采也说：利他主义是可怜的中国把戏。（“……或者，像赫伯特• 斯宾塞希望的，成为利他主义的人，那就会使生命失去其伟大的性格，这就叫阉割人类，用那可怜的中国把戏来亵渎人类。”－－－《瞧，这个人》。）
　　日期：2011-10-12　17:08:44
　　二
　　书归正传，话说司马炎大封宗室，司马攸也在被封之列，封为齐王，卫将军。司马炎给诸侯权力，让他们自己挑选官吏，只有司马攸不敢自己挑选，全部官吏都请求司马炎指派。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司马攸处处提防着司马炎。哥俩的关系并不融洽。
　　下面看司马炎如何大封宗室。

　　公元277年，卫将军（相当于卫戌部队司令）杨珧等人建议，认为：古代帝王封诸侯的目的是为了藩卫王室，这就必须让诸侯王到封国去，而且分封要散布全国，靠兵势支持中央政府。现在诸侯王都封在京城附近，怎么能起到作用呢？其次，不仅皇族诸侯王，异性的亲戚，也就是外戚，也要参与到保卫国家边境地区的任务中来。
　　杨珧的中心意思是，诸侯王分封必须分到全国，尤其是边境险要地区，不能光分到洛阳附近的地区。从这里可以看出，杨珧（是杨骏的弟弟）完全忘记了西周和西汉七国之乱的教训。基本上符合前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