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向不甘居我之下，如今深得朝廷器重，与我平起平坐，怎么可能愿意听我驱使，向我俯首称臣呢？李鸿章聪明又圆滑，虽然嘴里说唯恩师马首是瞻，但现在羽翼丰满，和左宗棠一样被朝廷拉拢，早已不大听我调遣了。至于招降太平军，那更是不靠谱，现在左宗棠、沈葆桢他们还在继续跟太平军余部作战呢。
　　再说我们手上的嫡系湘军，打完仗后大部分人心气都散了，都在拼命抢钱捞钱，想着怎么升官发财，再让他们提着脑袋去厮杀，太难了。即使他们真的愿意跟我干，我们又有多少取胜的把握呢？
　　早在攻入金陵之前，我就已经探知朝廷开始布置军队防范我们了。在我们北边，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已移驻皖鄂边境。东边，富明阿、冯子材的部队驻守扬州、镇江。西边，湖广总督官文坐镇武昌，盘踞长江上游。东西北三路大军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监控之下，你说我们哪还有机会拥兵自立呢？
　　刚才还热血沸腾的曾国荃，现在直冒冷汗，心都拔凉拔凉了：慈禧这娘们，也忒不简单了吧。
　　不久，左宗棠向朝廷告了曾国藩一黑状，透露曾国藩不小心让伪幼主（洪秀全儿子）突围跑掉却谎称他在宫中自焚了。曾国藩一怒之下，也参奏左宗棠攻克杭州时放跑了十万长毛。两人你来我往，打起了嘴仗，这可把慈禧高兴坏了：江南无忧矣！
　　可怜两位当世豪杰，都不知不觉中了慈禧的圈套，成了她手里的棋子，互相攻击，甚至还撕破了脸皮。顺便提一下，就因为这事，曾经关系密切的曾左二人从此绝交，八年间都无通信来往，直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前夕，左宗棠才来信和解。

　　至此，摆着曾国藩面前的选择已经不多了，最佳选择就是：上奏朝廷，请求裁撤湘军，自剪羽翼，让朝廷放心以求自保。不管湘军上下多么地不情愿，曾国藩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了。他暗自感叹：看来，我这辈子只有做大清忠臣的命了。
　　很快，大部分湘军被裁撤遣散。慈禧凭借着她的高超手段，终于让当时满清王朝解除了最后一个大危险。然而，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清廷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汉族督抚的广泛崛起。
　　日期：2011-09-05　20:54:14
　　（82）
　　【新的使命】
　　满清王朝虽然只是满洲八旗的部族政权，但相比于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它在帝王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方面却是最厉害的。不过，在被太平天国这么一折腾之后，清廷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笼络汉族官员替清廷卖命，对抗太平军，咸丰以及后来的慈禧不得不任用大量汉官出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而且还准许他们自募兵勇，自筹军饷，下放了不少军权、财权和用人权。而慈禧后来为了让汉族大员相互牵制，避免曾国藩一家独大，更是有意扶持提拔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
　　对于清廷来说，这一招实际上是把双刃剑：虽然太平天国最终被扑灭，曾国藩的湘军也大部分被裁撤，但清廷对很多省份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已经无法恢复往日的绝对权威了。
　　权力这东西，下放容易回收难。此后数十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官僚集团，迅速崛起于晚清官场：先后官至总督大员的就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瀚章、刘长佑、刘坤一等人，巡抚更是多达数十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那就多得没法数了。另外，还有一些不属于湘淮系的汉族官员也把持着地方大权，最著名的当属出任湖广总督17年的张之洞了。

　　汉族督抚的自主权逐渐扩大，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汉族督抚相对开明，他们利用手中的自主权力，积极主导和推进辖区内的洋务运动，让古老的中华帝国终于开启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他们对于中国的自强崛起功不可没。
　　这里面，最先行动而且贡献巨大的当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他们曾经是镇压屠杀太平军的急先锋和刽子手，如果他们的历史作为只是这些，那他们的历史评价就会简单得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争议。
　　然而，命运偏偏又给了他们新的机遇，他们也都主动担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接下来究竟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
　　日期：2011-09-05　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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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绝佳机遇
　　【可贵的第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动挨打，损失惨重，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这才于1862年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相对开明的恭亲王奕䜣负责。总理衙门是清廷处理涉外事务的决策机构，权力非常大，不仅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连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建海军、派留学生等都归它管。不过，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非总理衙门，而是地方督抚。

　　1861年底，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刚刚攻下安庆不久，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制火轮、枪炮等西式武器，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次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苏州设立制炮局，随后他又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火药等，这是晚清时期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这是当时国内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全部都是军事工业，这一点都不奇怪。首先是因为与太平军作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带给中国的切肤之痛太深刻了，要抵御外辱，最直接的认识就是，学会制造敌人手里的先进家伙。
　　可就连这样的常识性逻辑，竟然还遭到不小的阻力。1867年，晚清理学大儒、大学士倭仁上书朝廷，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其实是反对教授西学培养洋务人才。在奏折中，倭仁公然叫嚣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倒是说得冠冕堂皇，但对于当时的局势而言，这无疑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更可笑的是，倭仁竟然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御外辱。用忠信当做盾牌，就可以抵挡洋人的枪炮？用礼义当做武器，就可以打败西方列强的军队？那你倭大学士怎么不亲自上前线试试呢？
　　脑残年年有，晚清特别多。
　　其实，当时曾国藩也算是与倭仁齐名的理学大儒，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同样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可他们毕竟有带兵打仗的经历，亲眼看到过西式武器的厉害，因此很快都务实起来，积极推进洋务，以求自强之道。如此看来，将顽固守旧的罪魁祸首归结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是不对的，守旧还是开明，因人而异，个人是否见多识广相当重要。

　　日期：2011-09-05　21:09:58
　　（84）
　　好在慈禧和奕䜣等决策者也没完全听倭仁这个脑残的，大体上还是支持各地的洋务举措。据不完全统计，1862年至1894年间，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汉阳、北京、广州、济南、昆明、西安、兰州、成都等地，先后创办了19家军工企业，雇佣工人达一万多人。
　　一颗子丨弹丨，改变一个国家——这句话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军工厂要想制造一颗小小的子丨弹丨，没有金属原料不行，于是就得开办近代化的金属冶炼厂，而这又需要开矿山，还得挖煤作燃料。子丨弹丨尚且如此，像轮船等复杂精密的产品，需要配套的工业就太多了。于是，洋务派官僚又开始创办一些近代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体系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当然，除了产业配套的需求，地方督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获取利润，积累资金，以补充军工企业的经费需求。军工以自强，民用以求富，两者正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早期比较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据统计，1872年至1894年间，洋务派官僚共创办近代民用企业27家，雇佣工人近三万人。

　　民用企业的兴办，一定程度上还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垄断。比如李鸿章于19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使中国内江外海航运之利，不至于被洋人尽占。轮船招商局开业三年多时间，就使外国轮船公司收入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美国旗昌行因不堪亏损，竟被招商局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