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之前沈葆桢和李鸿章也曾派遣留学生前往英、法、德等国学习，但规模都很小。等到中国人再次大规模留学海外，已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可那时的中国，已经沉沦到了灭亡的边缘。
　　这让容闳情何以堪？让今天的我们情何以堪？
　　容闳的教育兴国之梦碎了一地，他的心也碎了一地。他为了能让落后的祖国早日强盛，不惜放弃在美国的美好前程。他猜到了开始，却没猜到结局。这是他个人事业的悲剧，更是中国命运的悲剧。此后，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海归像容闳这样，拥有这么好的机会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了。他是一个绝版的悲情海归，一个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巨人。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容闳主导的那批留美幼童被迫提前回国，但大部分人仍然成长为诸多行业的杰出人才，有的还是知名人物，如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开滦煤矿工程师吴仰曾等。
　　对此，我们在感到些许安慰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惋惜——如果容闳的计划能坚持二三十年，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日期：2011-09-08　23:32:03
　　（88）
　　【孤独的公使：郭嵩焘】
　　郭嵩焘此人，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他是湖南湘阴人，出生于1818年，才品非凡，运气也很好，29岁时高中进士，点翰林。他交游很广，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都是他的至交好友。能拥有这样的朋友，看得出郭嵩焘也绝非等闲之辈。
　　后来郭嵩焘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成为他的高级幕僚。在曾国藩的提携举荐下，郭嵩焘很快就仕途亨通：1858年入值宫廷上书房；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即升迁两淮盐运使（都是肥差），为湘军筹饷；1863年出任广东巡抚，成为一省之长，达到了他官宦生涯的巅峰。

　　然而世事难料，仅仅三年后，郭嵩焘因得罪上级被罢官，只得回到长沙教书。直到1875年他才再度出来做官，只是他没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很快就将经受一场暴风骤雨的洗礼——
　　在这一年，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第一任驻英公使。
　　换做现在，要是谁当了驻英大使，那他的亲朋好友肯定会纷纷登门祝贺。可当年的郭嵩焘迎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板砖和唾沫——被骂作汉奸。原来，这个驻英公使的来历还真不太光彩。
　　满清王朝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觉得自己不能跟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别国只有向天朝进贡的份儿，不许他们派遣公使常驻中国，当然自己更不能向别国派驻公使，不然就有失身份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被狠揍了一顿，清廷才被迫答应英法美俄等国派公使常驻北京。不过，就算到了这般狼狈的境地，清廷还死撑着天朝上国的面子，硬是不愿外派公使（活脱脱一个阿Q朝廷）。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为非作歹被杀，英国政府乘机讹诈恐吓。清廷被迫答应派遣大员赴英“谢罪通好”，于是把这份“美差”赏给了郭嵩焘。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竟然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而且还是扮演着“登门谢罪”的不光彩角色。
　　对于郭嵩焘来说，天上掉下来的显然不是馅饼，估计是块铁饼砸头上了。面对守旧舆论的羞辱和嘲讽，背着“汉奸”、“勾通洋人”的骂名，郭嵩焘一度有些挺不住了，想推辞掉这份“美差”。
　　狡猾的慈禧于是亲自召见郭嵩焘，好言相慰：你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你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你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总之说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两个意思：你忠诚善良又能干，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既然太后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郭嵩焘也只好风萧萧兮易水寒，悲壮出洋。
　　日期：2011-09-08　23:35:46

　　（89）
　　其实，郭嵩焘本人在当时算是非常开明的官员，一直热衷洋务，多次上奏朝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艺，甚至还建议发展近代工商业，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超前的眼光和见识了。然而，正是这次偶然又极不情愿的被迫出洋，才让郭嵩焘有机会全面深入地接触西方近代文明，真正开了眼界。
　　在英国和法国（后来他还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首先参观了电力工厂和钢铁厂，还试听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他被西方先进科技的巨大力量所震撼，直呼：“此乃天地之精华也。”
　　后来他又参观了英国的议会、新闻报社、学校等机构，感触更大。他旁听议会辩论，亲身体验了民主政治监督制衡的过程，还看到民选市长是如何顺从民情恪尽职守。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朝党、野党，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济之以平” ，非常赞赏这种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监督制衡的政治制度。
　　西方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强大力量，也让郭嵩焘赞叹不已：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执政得失付诸公论，当局所行或有所违忤，议员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显然，他对新闻舆论监督当局执政表现的好处非常推崇。
　　参观学校时，郭嵩焘对西方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有了深刻认识，认为“欧洲各国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他因此建议在国内开设西式学馆，“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学校之制”。
　　在受到一系列强烈震撼和冲击后，郭嵩焘开始思考西洋文明先进的根源，并从中西比较中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他逐渐觉得，此时国内洋务运动虽然已经在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只是在舍本逐末——西方兵器技艺这些都是末，而西方的议会政治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教育学术制度这些才是本。

　　毫无疑问，郭嵩焘的思考成果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内同时代的认知水平，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对比一下就知道差距了。比如，洋务运动的先驱和主导者李鸿章此前曾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为他见识过西洋火器的厉害，所以好歹比倭仁的见识强，但后来他的认识范围和洋务作为也只是扩展到近代工商业而已。一直到1898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是没跳出洋务运动的窠臼。

　　日期：2011-09-08　23:40:20
　　（90）
　　自从林则徐提出“开眼看世界”以来，郭嵩焘的认识和思考是走得最远的。如果郭嵩焘的思考成果能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有改革决策权的高层官员乃至朝廷所认可和接受，那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应该会很快达到同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高度。
　　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能和日本一样迅速崛起为近代化的强国。那么接下来的历史……可悲的是，中国没有那么幸运。
　　早自赴英途中开始，郭嵩焘就不断将自己的见闻感触和考察心得寄回国内，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其中就有盛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言论。可朝廷对这些言论非常不满，严厉封杀。郭嵩焘的《使英纪程》一书，也引起国内保守顽固派的攻击谩骂，直到他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总之，郭嵩焘的超前思想在国内根本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可和接受，甚至包括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领袖在内（当时曾国藩早已逝世）。难道是郭嵩焘比他们更聪明、更开明？不一定。这些洋务领袖在当时的国内已经算是很开明的了，但他们的阅历决定了他们见识的天花板高度。如果他们也有机会出国考察较长时间，相信也会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可惜，郭嵩焘注定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独行侠。
　　跟随郭嵩焘一起赴英的副公使刘锡鸿，也是个比较保守的官僚。他非常看不惯郭嵩焘在驻英期间的各种开明开化言行，反而认为这些是“汉奸”言行，有辱天朝威仪，因此秘密向朝廷告黑状打小报告，国内守旧派也群起攻之，要求将这个“汉奸”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