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末年，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日渐萎靡，与刘邦出任泗水亭长的时间严丝合缝。就职期间，生龙活虎的刘邦经常做出一些与形象威严持重的公职人员形象不符的事。其实，他只是把他们背地里才敢做的事搬到了明面上。每逢惹出事端，萧何总是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姿态出现，帮他收拾残局。
　　秦帝国的皇帝对大兴土木有一种狂热的爱好，尊崇以大为美的美学理念。某次，刘邦奉命押送囚徒到骊山实现帝国至尊的建筑蓝图，同僚照例要拨付一笔公款以私人名义送给他作为差旅费。其他人只送了300钱，唯独萧何送了500钱。
　　日期：2011-07-08　18:48:42
　　大多数史学家将萧何这些行为当成眼光长远的佐证，认为萧何当时已然看出刘邦必成大事。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归根结底，萧何对刘邦如此之好，极有可能出于法家门徒的“性本恶”思想驱使。与刘邦维持良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防范。
　　刘邦没有出任亭长之前经常犯错，但是够不上杀头之罪，只能略作处罚。处罚之后呢？刘邦的追随者当中不乏无法无天之徒——刘邦称帝后，仍然有人敢在他面前一边鲸吸牛饮，一边拔剑击柱高歌。与其加以处罚，不如息事宁人。在沛县掌管手下主持执法工作的萧何难免不会这样想。

　　等到刘邦出任亭长，沛县行政体系的漏洞与软弱凸显，与刘邦交恶更加不明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结交，至少不要让他威胁到自己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付出的越多，安全感也会相应增多。
　　日期：2011-07-08　18:51:01
　　阅人无数的刘邦对萧何的心思了若指掌，与他维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出于培固势力的需要。刘邦对财富、美女有强烈的欲望，有一次到咸阳出差，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奢华场面，不由非常艳羡地感叹：“哎呀！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封建社会形态中（《剑桥中国秦汉史》作者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形成的时间并不是秦代，而是汉代中期之后），得到财富、美女最快的途径莫过于进入行政组织，替皇帝分担治理社会的责任。虽然亭长不在帝国行政编制之内，但是以刘邦的交际能力，打入内部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萧何，就是他可以借用的力量。退一步讲，即使不能被帝国的行政体系接纳，利用亭长这个介于民间势力与官方势力之间的角色，通过萧何结交更多的公职人员，也是得到财富、美女的有效途径之一。

　　这种心照不宣的交往方式，使两个人的关系有些暧昧。毕竟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精于识人心的刘邦不能完全肯定对萧何的了解完全正确，尽管当上汉王之后，萧何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但是这种信任偏重于处理事务的能力，而不是肝胆相照的感情。他手下能将军营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只有萧何一人，其他人都无法独当一面。事实上，楚汉大战爆发后，在前线作战的刘邦曾数次对萧何有过猜忌之心。

　　日期：2011-07-11　18:49:42
　　大战正式拉开序幕之前，随着楚汉局势的日益紧张，刘邦对萧何的猜忌之心越来越强烈，原因令人难以置信——萧何有严格的职业操守，不以权谋私。
　　或许诸君会有疑问：为什么供职秦帝国时的萧何会营私舞弊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说起的关键问题。
　　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轨……对六国百姓，这一切都是新奇而陌生的。但是对函谷关以西（秦帝国的根据地）的老百姓来说，这一切或许并无新奇之处，尤其是行政体制。
　　自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至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这套行政体制已经在函谷关以西通行了一个多世纪。使它覆盖六国，正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秦帝国始终努力的目标。

　　一套主要结构既定的行政体制贯穿一个多世纪，必定会产生惰性。由于人情风物的不同，六国故土的百姓必定会对陌生的行政体制产生抵触情绪，何况它还是腐朽的。当然，如果知道刘邦建汉初期主要采用的是周代的分封制，就会发现实际上这套行政体制在总体历史进程中是先进的、超前的。仅仅在秦帝国的根据地，才能说它是腐朽的。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秦帝国历二世而亡”这起历史丑闻就情有可原。即嬴政统一六国时正是秦帝国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而公元前221年则是它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秦二世的出现则为义无反顾地将帝国推上绝路，打了一剂催化剂。帝国的灭亡固然有始皇帝与秦二世的过错，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维系帝国运转的行政体制已经从内部出现了溃烂迹象，

　　秦帝国的寿命只有短短十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一套已经发霉生斑的体制贯彻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原有的弊病只会被放大。陈胜吴广起义时，六国故土有些地区的行政长官率先发难，从中不难推断出这套体制贯彻的情况是多么不尽人意。
　　日期：2011-07-12　17:53:29
　　萧何供职沛县政府时，咸阳皇宫上的太阳已然日暮西山。漂浮着脂粉的渭水、焚烧椒兰的横烟斜雾、阴森歌台上舞动着长袖的宫女，使心旌摇曳的皇帝和重臣目眩神迷。维持帝国运转的行政体制如同一条庞大的百足之虫，虽然未死，但是蔓延在苍茫大地上的触角已经开始僵化，在夕阳下泛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死灰色。
　　粮食在当时是一种紧俏物品，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盐荒”时期的盐。秦帝国中央政府曾有明文规定：百姓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粮食，就能得到相应的爵位。势力极盛时期依然不折不扣地实施这条规定。
　　帝国公职人员的俸禄以粮食为主要实现形式，偶尔也会领到钱币，但它往往只相当于现代社会中工资之外的补贴（个别部门的补贴远远超出工资，不在语境之内）。萧何只是一名普通执法人员，靠领取禄米为生。在不正之风肆虐的体制中洁身自好，胃很快就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

　　一个人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能，并且为其找到用武之地，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萧何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律法领域，这就将他推到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保持职业操守，迟早得放弃所长；要发挥才能，必须与已经变异的制度同流合污。两相权衡，他选择了后者——在任何时代，生存需要永远是最基础的需要。
　　日期：2011-07-12　18:13:48
　　追随刘邦以后，萧何成了律令制定者。高高在上的地位为他发挥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不必再顾忌同僚的看法、不必再受衣食之忧也为他发挥才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挥才能的办法只有一个——制定周详严密而切实有效的制度。这正投其所好。
　　筹集粮饷也是萧何的责任之一。严守职业操守的他从不中饱私囊（截止第一次受到刘邦猜忌），筹集到的粮饷全都用到了前线将士身上。是他心性仁慈，不忍心见到前线将士忍饥受冻？绝非如此，假如前线需要，他可以将弱冠少年和花甲老翁送上血色沙场。
　　日期：2011-07-12　18:15:58
　　不趁机谋私，是因为萧何的兴趣不在此处。他就像一位精于算计的工程师，使汉军甚至后来的汉帝国按照他制定的规则运转，就是他最大的乐趣。不得不承认，世上的确有一种奇人，他们不在乎名利，能全身心投入感兴趣的事，充分发挥才能就是最大的乐趣。比如萧何，比如朱棣的军师姚广孝。姚广孝以超然而邪恶（三角眼，形如病虎）的妖僧形象示人，完全不在乎名利；萧何没有如此超脱，但是他只拿自认为理所应当的劳动所得。

　　在刘邦眼中，有这样的部下并非吉兆——尽忠职守、善于谋划大局、不以权谋私，他想得到什么呢？刘邦手下的文职官员基本上都有明显的缺陷：张良胆大包天而圆滑世故、陈平喜欢金钱且与长嫂关系暧昧、郦食其嗜酒如命且喜好大言（这三人此时都还没有来到汉军阵营）……
　　刘邦手下的文职重臣当中，萧何是唯一受过猜忌的人，因为像他这种职业操守完人非常容易让刘邦浮想联翩。从楚汉之战爆发到因病去世，为了打消刘邦的猜忌，萧何被迫有过几次谋私行为。这多多少少有几分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