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用自己的委曲求全吹散了笼罩在两国上空战争的阴云,宋辽之间又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宋人的金钱换和平之举,仔细分析的话,也是种迫于无奈。表面上看,宋人吃了大亏,历史的分析,宋人与辽廷达成的议和,是一种明智的胜出。面对辽兴宗的政治讹诈,宋选择了避重就轻,这样做无可厚非。综合实力远胜辽与西夏的宋,在军事方面是先天发育不良的侏儒。以与大国身份不符的军事力量去与辽、西夏在同一时间死磕,是一种脑子进水的愚蠢行为。
从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签订之日始,在宋人心中就有了‘凡是可以用钱摆平的问题,统统不能称之为问题!’辽兴宗也正是瞅准了宋仁宗人傻钱多,才敢于大敲特敲猪缸的。而辽兴宗改变初衷罢兵议和,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当得知皇太弟背了自己与宋廷暗中书信来往后,他的心中既有感激,又不得不对御弟有所提防。宋人此举既是在向他示好,同时也是有意敲山震虎。辽兴宗当然会明白季氏之忧在于萧墙之内的道理,冒失的对宋用兵,兵败之日便是自己易位之时。见好就收,把注意力集中到内政和巩固皇权之上才是应有之义。战争所得与宋人拱手奉送的成本哪个更划算不言自明,只有傻瓜才会不计成本不考虑后果的折腾。辽宋议和是一种必然,况且双方重归于好,辽在与宋的双边关系中始终占据上风,这次猪缸不但敲的干脆、漂亮,而且注定将以成功范例的形势载入史册。如果辽兴宗意犹未已的继续敲下去,极可能会把猪缸敲破,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观庆历增币一事,虽然可以勉强视为双赢。但无法忽视宋人在辽人政治讹诈面前蒙受屈辱的事实。只是令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庆历二年闰九月,宋人答应增币的消息传到北地,辽兴宗大喜过望,在昭庆殿大宴群臣奖赏有功之臣。是年,此次敲猪缸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刘六符知贡举。为了表达辽廷上下与宋和好的诚心,特意用宋仁宗御赐飞白书八字‘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这既是对宋廷的希望双方和平共处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仁宗金钱换和平政策的肯定与鼓励。
与此同时,在汴京城中的宋仁宗君臣也在额手相庆,庆祝这一得来不易的外交胜利!宋人在低三下四的破财免灾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耀本朝无穷兵之忿,无和亲之辱!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早在中世纪的两宋就在大行其道了,我们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之中国类似的历史不要重演。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日期:2011-11-30 13:25:20
第九章:庆历新政11
宋廷与西夏血拼,双方都是损兵折将,辽人在作壁上观的同时却成了战争的最大赢家。辽兴宗为与宋人达成议和,不惜牺牲传统盟友西夏人的利益,在捞得实惠之后,既在宋面前充当了一回救世主的角色,又在李元昊面前充当了战争的调停者。兴宗本以为此举好处大大的,哪知道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幸福来的太过突然绝非好事,往往会变成乐极生悲。
宋康定元年、即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咄咄逼人的攻势,慌了手脚的宋仁宗重新起用吕夷简这个能臣出任相职,希望借重他的才具应对各方危机。吕夷简重出江湖,也并没有什么建树,宋与西夏的几次交锋败的狼狈不堪。反而是范仲淹、韩琦在国家用人之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现的可圈可点。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吕夷简,见辽宋和议已成,在宋辽联手打压之下,西夏李元昊将难以有所作为,情知自己如果再恋栈的话就是极为不智,及时抽身离开是非之地才是应该,前思后想过后主动上表以年迈为由自请罢相。
他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朝中谏官蔡襄已经在弹劾他,指出西战不利、内变蜂起的责任完全在宰相一身。好在仁宗还算厚道,没有做出缷磨杀驴诿过于人之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国事靡烂归咎于吕夷简一人也不合适。不过吕夷简的职场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被蔡襄与欧阳修等谏官的一再弹劾之下罢相。之后不久,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与晏殊同时拜相,范仲淹与贾昌朝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枢密副使为韩琦与富弼。
宋仁宗调整宰执班子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意在有所作为。李元昊自立称帝以来,宋廷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沉疴令他触目惊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了振衰起弊,惟有修明政治,除故布新。
宋辽和议达成,在辽兴宗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作用力之下,李元昊虽然心下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好克制怒火重新与宋人坐到了谈判桌前。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执意折腾下去也难以有所斩获的。虽然战和之事未定,但前景却已明朗。范仲淹等人经营边事数年,随着边境之事日趋稳定,政治改革的呼声在朝野上下高涨。
范仲淹亲历三年多边塞生活,深切体会到了干戈不休给人民带来的苦楚。感慨之余,写下了边塞词史上的开山之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如其人,读来清雄悲壮,在宋初词坛异军突起,开后来豪放词派的先河。
五十多岁的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同时,仍以功业未竟、时不我待而夜不难寐。在得到仁宗皇帝的征召之后,即刻启程进京。希望可以从此一展平生所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京城士民对这位年过半百、数次遭贬的国之重臣重回朝中抱以极大热忱,奔走相告。大家盼望范仲淹出任相职,从此天下太平、生民乐业,海内晏然。然而,范仲淹多年的宦海沉浮,饱经世间沧桑,早已非从前空有满腹热情的谏臣模样。他清楚自己此番进京肩负重任,而入京前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他心情沉重:此事不管吉凶如何,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事情还得从夏竦讲起,本来仁宗是任命夏竦出任枢密使一职的,夏竦也已经载奔载欣的准备入京出任军界一哥了。哪知道事情起了反复,出任使相的事情成了泡影,夏竦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
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对他另有任命,枢密使一职改由老臣杜衍担任。当夏竦得知事情原委之后,他不禁对一个人恨之入骨。事情所以起了变化,本来是因为朝中谏官反对。夏竦对这些谏官却恨不起来,他恨的是另外一个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让夏竦记恨了一生一世的人也非凡品,乃是仁宗朝后世人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大儒石介。原来就在吕夷简罢相之后,宋仁宗重新提拔了一些官员充实到谏官队伍当中,这其中就有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四人。这四位都是敢犯颜直谏的,朝野对赵官家这项英明决定拍手称快,时议号称四谏。这四位新谏官受仁宗皇帝知遇之恩,当然得努力工作以思报效君王。对于枢密使一职授予夏竦不约而同的上疏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同志虽然久任边事,却无丝毫之建树,而且与内侍勾结。任命这样的人担任朝廷要职,不但误国误民,还有损君王知人善任之名,显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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