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08　14:02:43

　　第九章：庆历新政19
　　八、减徭役。范仲淹在推行精兵失败之后，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政。针对一些地方人口少而官职设置冗滥的问题，范仲淹主张载并机构。如此达到控制官员的数目，减少役人负担太重的问题。
　　庆历四年五月，将河南府颖阳等五县并为镇，此举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本来已经是排队等待数年都捞不到的实缺，还没有等放开手脚搜刮，就面临了下课。范仲淹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减徭役实施没有多久，就在一片反对声中，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
　　范仲淹把此事想的太过简单，官员的再就业不能等同于普通工人的下岗。虽然在需要的时候会适时的提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口号，甚至会号召全民管你叫叔叔。可是本叔叔做来无趣的紧，自从下岗之后，再无一人理会过我的再就业问题。之所以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也是因为我等小民有着与身份不对等的高度觉悟！而那些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久了的官员如何会甘心从此变为草民呢？这些官员对新政群起而攻之，也成了情理之事。

　　不让他们作官，他们又会做什么呢？
　　范仲淹新政提出的第九条覃恩信与第十条重命令，旨在强调增加政府诏敕政令的作用，同样也是属于整顿吏治范围之内。
　　许多从朝廷颁发的宽赋敛、减徭役 ，存恤孤贫等诏敕，虽是良意美法。只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有的敷衍了事，有的有意拖延不落实，更有的干脆置之不理。赵官家惠民之政，多成空谈，一些法令根本无法落至实处。
　　对待这些阳奉阴违的官员，仁宗也没有办法完全查办。法不责众，在许多地方还需仰仗他们。日子久了，官场上下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因循守旧成风。范仲淹请官家加重处罚力度，主张对三司、转运使、州县不能实施皇帝大赦所颁行天下的宽赋税、减徭役等旨意者；及国家新政者，皆以违制论，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一些地方将中央的政令当成耳旁风，赵官家只有三令五申的颁发诏旨催督，如此一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圈子。不但是小民，就是一些官员也对朝旨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形，范仲淹相应制定了重命令。此举，是希望朝廷颁行制定条例、法令慎重。这样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有违令者严惩不贷。只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一腔赤忱的新政条例推行不久，就成了过眼烟云，令人岂能不扼腕叹惋再三？人生可恨之事，莫过于此！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因为宋仁宗亲政以后，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心底严重不安，也是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力主改革集团对于时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做为封建社会官僚地主中的杰出人物，范仲淹担心的并不是敌国外患，他认为‘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股心之疾，深可忧。’
　　他认为，解决目前政治危机和日益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改革吏治。从改革官僚制度着手，推行广泛之政治改革，方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建议中，除一条修武备被众宰辅之臣共同认为不妥之外，其它都得以次第颁行实施。
　　新政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开始实施、推行，得以推行的新政中，除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侧重于发展经济之外，其它七条都是关于整顿吏治的尝试。而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更是改革吏治的重中之重。这些关系到每个官员切身利益的政令一出台，无疑是在朝中扔了一枚重磅丨炸丨弹。一石击起千层浪，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首先被范仲淹指为侥幸之徒的人叫嚣喧腾，率先表示强烈反对。侥幸之徒主要包括被载撤的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特权利益的宦官和恩荫任子制度受到限制的大官僚、贵族，特权阶层。据此看来，侥幸之徒的存在并不是个数，而是群体。这些遍布朝野的侥幸之徒上蹿下跳、迫不及待的尽弃前嫌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希望因为反对者众的原因，让一切再回到从前，继续过那种波澜不惊的安逸宦海沉浮生活。

　　事情果真如范仲淹担心的那样，夏竦很快成了反对新政的领军人物。而反对派挥舞起的利器正是‘朋党’的大棒！夏竦虽在对西夏作战之时并无高明之处，然而勇于内讧的他，外战外行，内战却是个中翘楚！不出手则可，一但有所动作，就一击中的、抓住了改革派的痛脚。朋党是最为统治者所忌讳之事，尤其是在处处设防的赵宋一朝，立国之初，赵匡胤就有感于李唐因党争导致的覆亡，而深恐朝臣结党。每一项重要国策的出台，无不是贯穿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衡精神。到了真宗一朝，赵官家更是公然声称自己对官员的任命、升迁、罢黜，就是有意要让臣子们异论相搅的。

　　宋人书法艺术虽然未能超越唐人，但也留之后世有苏、黄、米、蔡，宋四大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排名，并非是因为苏轼的书法成就居于首位，而是可能这样读来平仄合辙顺口的原因。世人对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并无异议，却对排在第四位的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而争论不休。
　　依慕雨的粗疏理解，此蔡似应以蔡京为是。万不能因为他是大奸巨蠹的原因，而轻忽了这厮的书法成就。蔡襄书法成就斐然是真，但也是因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崇有关——
　　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关系，也因为二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当二人同为朝廷重臣时候，已经不能象在庆历新政时候那样在官场中公开的朋比为伴。多年的宦海沉浮，已经让他们多少知道收敛，相互之间的交往主要改为书文互动。欧阳修与蔡襄，相互之间的文墨切磋仍十分频繁。欧阳修认为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以一代文宗的地位，犹借蔡襄之书以传已文。投桃报李，蔡襄当然会称颂欧阳同年的文章乃是‘并包夷夏数千里，行历周、秦、汉、魏以来数千百年…’了。

　　文章作的好、字写的飘逸不俗，并不能等同于政治水平高超。北宋年间这样的人物有许多，万幸的是他们生在了北宋，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失了卿卿性命。而蔡襄的诗与他的书法成就相比也不遑多让，一度曾经因为写了一首诗而引的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