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市价雇用），不计近远，不得差配（强行役使）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泥土烧制）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

　　最初在《旧五代史》中看到这样的记载，颇受震撼，不大相信。很久以后，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依然如此记载，则更为震撼。千余年前的中国历史上居然真的有过这样的皇帝！我们的皇帝，在法律上和观念上，是国家的全部土地和编户齐民的合法所有者，居然能够市价雇用人匠、瓦棺纸衣入葬。仅此一点，真令人感叹再三。
　　郭威这样安排自己的后事，和古代帝王陵墓往往不得安生、经常被人盗掘有关。战乱期间，他曾经目睹李唐皇朝18位君主的陵墓都被人盗掘。但是，帝王陵墓难得安生，地球人都知道。后世帝王陵墓仍然一个比一个奢华，只是增加了保安设施。郭威能这样做，最少是节约了社会资源。且能够想到就近以市价雇佣人匠而不准强行役使，又最少是一个心存百姓的皇帝。

　　长期以来，不论有意无意，在客观上、我们给予较多关注的大都是那些生前死后都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竭尽奢华、竭为铺张、竭力使自己显得很伟大的君主，而极少关注这样生前死后都自奉节俭、心存百姓的君主。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与以君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有关？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日期：2009-08-26　16:52:23

　　7、五代时期另一个蛮不错的皇帝——长期坚持“保境息民”的南唐前主李昪
　　对于这一时期朝代更迭的讨论，没有涉及与中原五个朝代大致同时存在的十国。一是约定俗成，一般并不将其列入历代纪元。二是与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十国多数是一朝而亡，无所谓朝代更迭。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南唐前主李昪。
　　历史上的地方割据政权有些治理得相当不错。一般都是对外选择一个名正言顺的政治制高点、以应对强大的外部势力，对内实行轻徭薄赋、努力发展经济。例如这十国，多数是在后梁取代唐朝之后出现的。他们在政治上共同的制高点是，以反对朱温取代唐朝作为割据理由。以这一点站稳脚步后，大都是埋头发展自己。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南唐。

　　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出身流浪儿童，为当地割据武装将领收养，在军营中长大，后来成为这支军队的首领、登基称帝，史称南唐前主，也是个太祖。
　　李昪这个皇帝，自奉很是节俭，常布衣草鞋，且“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其主要特点是长期坚持实行“保境息民”政策。
　　他对外自称是李唐皇朝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并因此而定国号为唐，以此为政治立足点，以求自保。
　　对内以政府权力干预压迫剥削的程度。一是“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在那样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中保护了流离失所的百姓免予沦为奴隶。二是“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公允”，给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能够遇到这样一个知道控制压迫剥削的程度、并且能够以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压迫剥削程度的皇帝，赋税低、司法平，老百姓就算非常幸运了。

　　南唐很快就富起来了，朝臣们纷纷要求举兵恢复李唐皇朝的旧疆域、统一全国。李昪的态度是：
　　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
　　便是后来军事上对南唐非常有利的时候，他也仍然坚持这一政策不动摇。手下有一立功心切的谋士说他：“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自然没有能成大事，但经过几十年经营，南唐“内外寝兵，耕织岁兹，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百姓过了几十年安生日子、温饱日子。
　　正是因此，赵匡胤兴兵南唐的时候，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这一类话就很难出口，只能老老实实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长期以来，我们大书特书的大多是那些不惜民生、不惜成本、不惜一切牺牲开疆拓土、“能成大事”的君主，李昪这样能够控制欲望、能够“保境息民”、能够“使彼民安”的君主大都被淡化了。君主也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君主。我们长期关注什么样的君主，君主就会逐步成为什么样的君主。于是，后来的君主无论能不能成大事，大多会以“成大事”为努力目标，真正以“使彼民安” 为目标的极少。如果要在历史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最近这两三节有些扯远了。下一小节紧扣主体，讨论黄袍加身版兵变为什么集中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

日期：2009-08-27　14:53:08

　　8、黄袍加身版兵变为什么集中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
　　黄袍加身版的兵变，五代以前较少，五代以后绝无，颇为集中地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原因何在？
　　这是一个好问题。从不同层面、用不同道理分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本文从政治技术层面出发，寻找那些和黄袍加身版兵变构成直接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主要有二：一是兵制的变化，二是官制的变化。
　　先说兵制的变化。
　　黄袍加身版兵变直接建立在中唐以后长期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之上。长期的军阀割据，又是由于中唐后期逐渐形成的藩镇制度。

　　北周、隋朝时期，中央政府之下设有总揽数州军事的总管、都督。唐时以边境数州为一镇，授职时朝廷赐予负责官员双旌双节，称为节度使。到中唐时节度使兼领民政，管辖范围内州县官吏都成为其下属，并由边境州县发展到内地，成为一级事实上的、独立性极强的地方政府。《新唐书•兵志》记载：
　　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
　　这就是中唐以后中原大地的政治格局。
　　形成藩镇的原因，或许和唐玄宗、高力士、杨国忠的个人行为多少有些关系，但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兵制的基础——征兵制度——发生了变化。
　　唐朝原来实行府兵制，特征是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强制征发、自备资粮，包括马匹、甲胄、兵器、服装等。当然不是单纯依靠强制，还有物质刺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的军功爵制，每斩一敌首赐予田宅若干等。

　　中唐以后，农民日趋广泛的逃避兵役，朝廷不得已改为募兵制。
　　募兵制接近职业军人制度，特征是公开招募、政府供给资粮、发给饷银。后人所谓当兵吃粮、军官吃空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养兵的客观需要，又直接转变为节度使兼领民政的客观需要。
　　自带口粮的兵和当兵吃粮、需要向长官领饷银的兵，肯定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士兵的胃被长官管起来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实践反复证明，如果以服从为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人的胃管起来。不仅对人的管理，对各种动物的管理可能都是如此。在此特征基础上形成了募兵制的基本弊病：兵将之间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象图解，就是动物园里、马戏团里那些动物和管理员之间的关系 。那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异常亲密的、令人颇为感动的、动物已经完全丧失独立要求的、管理员可以颐指气使的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