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受九锡，势压群臣；
　　6，如周公故事，以天子之制摄政；
　　7，为摄皇帝；

　　8，摄皇帝即真。
　　这就是唐朝末代宰相柳璨等人建议朱温“次第行之”的基本内容。这每一步都绝非易事，更绝非仅仅是形式，而是在接近最高权力、掌握最高权力、并使社会各界逐步接受自己对最高权力的掌握。
　　其中的最后一步，就多少有点黄袍加身的雏形。当时有个叫哀章的人，做了个铜匮，内藏封书题签，书中说王莽为天子、要求皇太后依天意行事，还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辅佐名单，趁黄昏身穿黄衣送入高庙。王莽获悉，立即入高庙拜受金匮，改元称帝，又拉着小皇帝的手，流涕唏嘘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盛命，不得如意。”此处的金匮作为符命的载体和后来黄袍的作用一样——代表天意。王莽相信符命、拜受金匮和后来军爷们黄袍加身的原因也一样——天意不可违。

　　王莽登基后，将孺子婴册命为定安公，封户一万、封地百里，并允许在封国内保留汉室宗庙、实行汉朝的正朔、服色。这一套做法，是我国上古社会朝代更迭的惯例、是地道的华夏文明的政治传统，不灭人国，不绝人祀，不断人香火。商取代夏、周取代商后，都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分别保留了一个封国，等于是保留了一个小的夏国和商国，即春秋时的杞国和宋国。

　　史书上有王莽下令乳母不得与孺子婴说话、让其生长在四壁之中、长大后不识六畜的记载，这自然不人道。但是，生长在皇宫大内的皇家子弟，不识六畜的恐怕不在少数，很久以后不是还有城里孩子分不清小麦与韭菜的说法吗？！那是用来证明家长对孩子过于娇惯、证明城里的孩子应该到农村锻炼的。更何况，王莽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孺子婴。人世间有多少爷爷愿意把孙女嫁给一个傻子？总体看，王莽取代西汉的模式比较温和。新朝的短命，不在于更迭模式，而是另有原因。

　　从隋到两汉，这一期间朝代更迭的基本方式是温文尔雅版的政变。

日期：2009-08-30　19:02:36

　　11、魏晋更迭之际堪称英雄的小皇帝——高贵乡公曹髦
　　在魏晋更迭之际，出了一个英雄的小皇帝。在历代皇朝的末代君主中，堪称大丈夫——曹操的曾孙、以高贵乡公留在历史上的曹髦（241——260）。
　　曹髦14岁登基做皇帝。钟会——就是那个和邓艾一起率兵灭蜀的钟会——对他的评价是“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陈思指七步成诗、才高八斗的曹植，太祖指曹操。这个评价，可谓不低。可惜，这时满朝大臣、宫中卫士都已经是司马氏的人，局面已经不可挽回。
　　曹髦做了六年傀儡皇帝，看穿了司马昭的用心，不甘心做傀儡，不甘心坐以待毙。公元260年4月，19岁的小皇帝召集身边工作人员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身边人劝阻，他将诏书甩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然后告别太后、仗剑登车，率侍卫、奴隶数百人出宫寻司马昭决战。

　　小孩子自然很难斗得过大人。就在曹髦去告别太后的时候，身边工作人员中的负责人已经跑去给司马昭通风报信了。
　　曹髦率领数百人的队伍冲出皇宫，首先预见的是司马昭的一个弟弟率兵阻挡。士兵们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
　　第二批率兵阻挡的是司马昭的亲信死党贾充。手下人见了皇帝还是想跑。有个叫成济的请示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随即赶上前去，一枪将曹髦刺死于车下。
　　高贵乡公，与那些唯唯诺诺给人当傀儡的末代皇帝相比，堪称高贵。
　　人无论出生贵贱、无论状态强弱，有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成败与否都会赢得后人尊敬。

日期：2009-08-31　08:41:28

　　12、两晋更迭之际堪称讲理的小皇帝——东晋成帝司马衍
　　西晋灭亡之后，皇族司马睿在江南称帝，是为东晋。东晋共11任皇帝，其中7任、包括开国的司马睿在内，在位时间都只有几年。超过十年的只有4位，其中就包括这里要说的成帝司马衍（321——342）。
　　司马衍5岁登基，21岁去世，也是个小皇帝。
　　东晋政权是依靠官僚氏族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陷入了官僚氏族、皇族、外戚的内斗之中。小皇帝刚登基，就又是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之后，小皇帝一直未见满头白发的统兵大将、亲王司马宗，便问他的嫡亲舅舅、中书令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庾亮回答说，司马宗做贼谋反被杀了。小皇帝一听，哭着责问道：“舅言人做贼便杀之，人言舅做贼复若何？”

　　一般的八岁孩子，大概还弄不明白“做贼”和“人言做贼”的不同。但这个小皇帝确实有可能。他父亲为他确定了7位辅政大臣，就是由官僚氏族、皇族、外戚这三部分人构成的，为的是避免某一部分势力专权，结果酿成了内斗。辅政大臣们先是在小皇帝面前经常互相指责“做贼”，打起来后又是不断上书互相指责“做贼”。如果“人言做贼”小皇帝便相信是“做贼”，所有的辅政大臣便全部是“做贼”。在这种特殊社会实践中，八岁的小皇帝自然地将“做贼”和“人言做贼”区分开了。

　　能够将“做贼”和“人言做贼”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本领。多年以后，人山人海中的许多成年人都也还做不到。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小皇帝是数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原因很简单，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小皇帝面对的是双方互相指责“做贼”的社会实践，后来的许多成年人面对的是一方指责“做贼”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不仅皇帝是兼听才能则明，普通人也是兼听才能则明。不同的是，皇帝一般有足够的条件兼听，只是自己听不听的问题；普通人一般没有条件兼听，自己想兼听也不行。

　　庾亮没有想到刚刚八岁的小外甥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趴在地下叩头不止，请求辞职，要求到偏远之地当个平头百姓。随后又正式提出书面辞呈。小皇帝一再挽留。他又不辞而别。小皇帝又派人把船扣下。最后，他提出到地方任职、效命疆场，小皇帝表示同意，这一段故事才算结束。
　　这个小皇帝虽然有些小孩子说话不知轻重，但堪称是个讲道理的皇帝。
　　何谓道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我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道理须是面面俱到，凡只见得一面者，皆私见也，不可谓之道理。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职，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不敢恃。
　　一直以为郭嵩焘这话是受了欧洲文化影响。咱们中国古代的“理”，是和“王”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最少在“理”产生的时候，负责讲道理的、决定是不是道理的，是王。所以，有些道理离开权力就讲不通，是一面理；对于有些实在想不通的道理，不能去深究。
　　现在看来错了。公元四世纪的中国小青年就能讲出这样两面的道理来，可见天下道理是相通的；且古代中国或许并不一定是、最少并不绝对是后人所描绘的那样只讲一面道理的社会。辉煌的中华文明岂能是只讲一面道理的文明？！只讲一面道理的社会又岂能孕育出辉煌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