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站在崔氏门外边，手下人说：“死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去死？”手下人说：“走吗？”晏婴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亡？”手下人说：“回去吗？”晏婴说：“国君死了，回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其地位来踞于百姓至上的？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养国家。如果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且别人有了君主反而杀死了他，我哪里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又能到哪里去呢？”大门打开后，晏婴进去，头枕在庄公尸体大腿上号哭，又起来往上跳了三次，出去了。有人对崔杼说：“必须杀了他！”崔杼说：“他是百姓仰望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晏婴看庄公、崔杼看晏婴的价值观，都不是国君的，而是民的、百姓的。
　　不仅齐人，鲁人也是一样。季氏长期执掌国政，周公的后人作为国君只是个傀儡，有一代国君居然还被国人赶走。其原因，同样是因为季氏通过长期“厚施于民”而“获民”。公元前510年，晋国的正卿赵简子曾经与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篡”与“代”的区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记载，译文如下：

　　赵简子问史墨：“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依旧和他来往；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事物的产生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助。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天生了季氏，让他辅助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悯他？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不仅鲁人，其它各国人也是一样。自公元前841年周王畿的平民赶走周厉王、选择共伯和执政以后，各诸侯国平民赶走诸侯王的记载不绝于史。公元前559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晋侯和他的乐师师旷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谈话，原文载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下边是译文：
　　晋侯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同时是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的财货缺乏，失去神灵的祭祀者，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干什么？上天生了百姓给他们立国君，让他统治他们，不让失去天性。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保护它，不让他做事情过分……从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的政令得失。太史加以记载，乐师写作诗歌，乐工诵读缄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庶人指责，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现技艺。所以，《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春天的时候遒人摇动木铎，这是劝谏已经没有作用的缘故。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里的最后一句是原文。翻成白话，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原来的神韵和意境了，就保留了一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左传》看看，最好能大声读出来，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可以体会到一种韵律美。）
　　竖看这一时期，平民一直对各诸侯国政治保持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早在晋国被三家瓜分之前的公元前679年，本为小宗的曲沃武公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最终代大宗而成为晋侯，其基本原因史书明确记载为“民心多附”。
　　抛开成见，我们就可以从古人的著述中感觉到这样两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最少是包含了是否有利于民这样实实在在的民本思想；
　　移孝作忠，伦理观念正在向政治领域蔓延。但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后人重视的是，这时的忠孝都还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才应该事君以忠；父慈，子才应该孝。

　　因而，当时社会，无论周天子还是各路诸侯、各阶层民众，对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季氏长期执政都视作正常现象，并不排斥。讲究微言大义的春秋，不仅不否定，事实上是肯定的。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或有以偏概全之处？
　　王莽改制、取代刘氏政权，所秉承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价值观念中的民本思想。改制的主要内容：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禁止买卖奴隶，三是实行五均六筦。这些措施，最少在主观上是试图解民之困。取代刘氏政权，表明他并不认为皇帝只能由老刘家人当，要看天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无限忠于老刘家、誓死捍卫老刘家、现在也还是老刘家人当皇帝就好？！

　　王莽改制如果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不会被概括为“篡”。
　　可惜，发生在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社会价值观念随着统一君主制度的出现开始变化并最终发生根本变化。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取代；忠孝都成为无条件的一面道理，“父叫子死不死就是不孝，君叫臣亡不亡即为不忠”，这样的话被捧为神圣信条。用现代观念考量，这实在不能说是文明而是野蛮、是政治退步而不是政治进步。
　　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之后，站在君主一边、老刘家立场上，王莽改制无疑是“篡”。
　　问题是，我们既非君主后裔、也非老刘家子孙，为何要跟着他们给王莽贴一个“篡”的标签？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简单谈谈民本思想。
　　民的地位，在周以后、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迅速的提高，可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的地位较为明显的一次大提高。其原因，史家认为是民在周灭商的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统治者的认识有了变化。笔者认为，最少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更为客观的原因：在当时一般交通条件能够到达的地理范围内封国林立。
　　这种社会环境，不仅给了士人择主而栖、待价而沽的自由，也给了平民百姓择国而居、选择国君的自由。而国君是不能走的，国君不能选择百姓。没有了人，还给谁当国君？孔夫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形象而精炼的概括：“鸟则择木，木岂能则鸟？”国君无可奈何地成为平民百姓可以选择的对象，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仅必须礼贤下士，而且必须以民为本。这和国君们的阶级立场、思想觉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教育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仅仅是一种利己的生存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以民为本，恐是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孟子总结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董仲舒总结出了“有道伐无道”这样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成为朝代更迭最基本的思想武器。
　　以民为本并不是以民为主。民本思想，是从整个君主制度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而制定的一种基本策略。但是，它坚持从整个君主制度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也就在客观上否定了君主个人所有与之相违背的眼前利益、表面利益，否定了君主个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更换统治者而与时俱进的道理，并将这个道理概括为一个标签：无道昏君。每逢君主个人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当大多数人都给他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这个昏君的丧钟就敲响了。

　　民本思想，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伟大的先人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在尚未产生民主思想的漫长岁月里，是照亮炎黄子孙心路、温暖炎黄子孙心灵的明灯。

日期：2009-09-06　23:43:26

　　18、顺便说说符命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中央领导之间互相抄赠，一首很普通的古诗承载着新的蕴义、居然作为小道消息从社会高端迅速流传到了民间。诗是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原文如下：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当年写诗、领袖们后来抄赠都是借题发挥，针对的都是时事，和王莽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王莽的名字却因此而更加紧密、稳定地和骗子、虚伪联系起来。
　　将王莽看作骗子、虚伪的主要根据，一是未篡时的谦恭，二是以符命为篡位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