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篡时的谦恭，就史料看，大致属实。但其前提是“篡”，也就是肯定只有老刘家人才能当皇帝。如果不能肯定只有老刘家人才能当皇帝上，那就不能肯定王莽是“篡”，也就无所谓未篡时的谦恭，充其量不过是“涉之为王眈眈者也”一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的为王者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一旦为王，禁卫森严，不是“眈眈者”，难道还能是卿卿者？！

　　倒是以符命为篡位借口，值得一说。
　　符命，一般解释为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现代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不相信。古人则不然，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相信的，且不是少数。更重要的是，符命不是无缘无故提出来的，前人把一些社会现象解释为符命，并相信符命，是为了对抗、否定、取代王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对符命作用的最透彻解释。符命刚刚出现的时候，在政治上不是愚昧落后，而是文明进步。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这一段文字极精彩，翻成白话就有点像兑了水。所以，将原文和译文都放在下边。（本文引用古文的处理办法是：一般古文用原文；上古的用译文；寓意和文采都极好的，两样都用，以飨读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念念原文。一定要念出声来，那是一种心灵的愉悦。

　　先是译文：
　　秋天，七月，有神灵在莘这个地方降下。周惠王询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内史过回答说：“国家将要兴盛，会有神灵下降，是为了审查它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神灵也会下降，是为了观察它的邪恶。所以，有得到神灵而兴盛的，也由因此而灭亡的。虞、夏、商、周历代都有过这种情况。”周惠王说：“如何对待它呢？”内史过回答说：“用相应的物品祭祀。他来的那一天，（按原来规矩应该用什么祭品，）就是它的祭品。”周惠王听从了他的话。内史过前去祭祀，听到虢国（也在那里）请求神灵赐予土地，回来后说：“虢国将要灭亡了，（国君）暴虐而又听命于神灵。”

　　神灵在莘地住了六个月，虢公派祝因、宗区、史嚚去祭祀。神灵答应赐予他土地。史嚚说：“虢公可能将要灭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百姓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灵的。神灵，是聪明正直而一贯的，依照人的愿望行动。虢国办了许多缺德事情，还能得到什么土地？”
　　下边是原文：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因、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 “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所谓神灵，原来就是聪明正直、坚持一贯、依照人的愿望办事情！这一解释，真好！真绝！真妙！非如此，何以称神？！不仅这一段，在整个《左传》中，后人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三国时有一件事情，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这一点。

　　三国初期，袁绍占据四州、拥兵数十万，想当皇帝，指使主簿耿苞寻找依据。耿苞便根据“五德相生”理论作了一番分析：汉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袁氏是黄帝后裔；土克火，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根据这番分析，耿苞得出结论：“赤德已经衰败，袁氏为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袁绍先在军政府机关内散布这一结论，以为手下会争相拥戴，没料到大家都认为是妖言惑众、应该杀头。袁绍无奈，竟然杀了耿苞。

　　符命，与人心相符的时候是符命，与人心相悖的时候是妖言。
　　王莽，可能就是真的相信符命。他在登基前后的一系列举动，现代人看去简直虚伪到家了。但在新朝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哭声可以哀告上天、压制灾难，不仅亲自率领群臣到南郊向老天爷哭述接受符命的始末、直至哭得筋疲力尽，而且动员臣民前往哭述，由政府供应稀粥，还将哭得特别悲哀的任命为郎官，一下子任命了五千人。到了起义军打进长安、皇宫已经起火的时候，他居然还专门穿上绛青色的衣服、手持虞帝匕首，让天文郎按照占卜时日的形式站在面前，自己转动座席、随斗柄方向坐下，然后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这是王莽留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死到临头的时候，鹦鹉学舌，迸出这么一句话，目的何在呢？实在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王莽不是不谙实务的书呆子，前期是直接处理大量政务的官员，后来是日理万机的最高执政者。他如果不是智障，就可能是真的相信符命。

　　当时的普遍相信符命，可能和后来的信仰差不多。赤眉军立刘盆子当皇帝就是由符命决定的，具体办法是，三个候选人、在义军各级将领现场监督下、抓阄。刘秀称帝也是借助符命的力量，登基后重大事情也仍然请符命决定，谁反对他相信符命他就要杀谁的头，毫不含糊地维护符命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不仅他们，千年以后的赵匡胤当皇帝，也和符命有关。柴荣继位后，为分散兵权设置了殿前都点检，由高级将领张永德担任。此后，柴荣北伐抗辽时出了一件怪事情。当时，“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作’，观者莫测何物也。”宋史学家邓广铭推测是军中的另一派系蓄谋陷害张永德，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柴荣未见得相信，但回京后仍然将张永德外放为节度使，选择资历、名望都较低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柴荣没想到的是，谁做点检也是点检。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后，那一块“点检作”的木牌子，又成为赵匡胤、赵匡胤的亲信、赵匡胤的部下心中的天意。于是，发生了陈桥兵变。人们之所以普遍相信这一符命，是因为“主少国疑”的客观现实。柴荣死了，小皇帝太小，国家前途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愿意为这种不确定性卖命。

　　古人对符命的相信，本质是对大多数人意愿的相信，是很严肃的事情。现代人为了个人求官求财或保管保财而到处求神拜佛、烧香祷告，可谓“虐而听于神”。不可同日而语。

日期：2009-09-07　23:25:59

　　19、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存在一个最要命的缺陷
　　从田氏“代”齐到王莽“篡”汉的变化，另一原因可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观念。
　　如果王莽的新朝能够正常延续百年左右，哪怕能像隋朝那样延续两代，还会不会有王莽“篡”汉之说呢？后人听到的可能就不会是什么“王莽谦恭未篡时”，而极可能会是另一个卧薪尝胆那样的故事。
　　成者王侯败者贼作为一种观念，最要命的缺陷是不分是非，只注重结果、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不注重、甚至完全忽略手段的正确与否，导致严重的政治道德败坏、政治文明倒退。
　　这种观念直接鼓励政治斗争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大致浏览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不少胜利者都有一个不择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甚至是丑恶的、不能原封不动拿出来见天日的胜利史。于是，胜利者们大都会篡改、甚至编造历史。所以，在传统历史领域中，所谓历史都是后世写前朝；自己写自己的也不少，但后世一般都不把那当回事。

　　在这种观念作用下，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有两种：一是杀戮功臣，二是在位时间长的皇帝都是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