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打江山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中，除刘秀、曹操、杨坚、赵匡胤之外，其余程度不同的都是以杀戮为主要手段解决了功臣问题。最典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尤其是朱元璋，前后14年，有名有姓跟着他打江山的杀了4万5千人，史称“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有些开国皇帝把人杀了还不算完，还要不遗余力抹黑功臣，好像诺大一个江山就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这一现象，大概可以算作咱们的历史上最为丑陋的一页，令后世有正义感的炎黄子孙实在羞于启齿。

　　在位时间长的都是好皇帝。皇帝当得时间长了，亲手提拔的人多，有些能有整整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干部都是一个皇帝提拔起来的，所谓深恩厚泽，为他说好话的人自然就多。再则是在位时间长了，积累的好事情也就多，可供吹捧的事情自然也就多。最典型的是满清皇朝的乾隆皇帝。此人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可谓实实在在的罪孽深重。可就是在位时间长，豢养的官僚多，居然能说成是“乾隆盛世”，真正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后世经常有吹捧乾隆的冲动，就是因为可供吹捧的事情真的挺多。

　　在斗争中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和篡改、编造历史，必然导致政治文明程度的倒退。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规则。交通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政治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政治规则。所谓政治文明程度，就是权力运转的规范程度、公平程度。权力运转是社会运转的基础，必然影响整个社会运转。改政移风，上行下效。向善如此，向恶亦如此。

　　政治道德败坏，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难以遏制的大败坏，包括交通道德在内。
　　政治文明倒退，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文明难以遏制的大倒退，包括交通文明在内。
　　孔子有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上古时候，咱们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孔老夫子认为：经过改朝换代的杀戮之后，最少需要三十年时间、在杀戮中成长起来的、凶恶而不可昭告的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才可能回归仁义；如果想要彻底改造残暴、不用刑杀维持社会秩序，则需要百年。也就是说，改朝换代之后，一般都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阶段性倒退，其恢复，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三四代人的时间。应该说明的是，孔老夫子这里所指的只能是春秋及春秋之前的改朝换代，秦汉以后那样通过大规模的、长期、全面战争的改朝换代，他老人家何曾见过？谁又能知道这话还灵不灵呢？！

　　所有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人，都是在朝天上吐口水。
　　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直接导致一个很糟糕的后果：无法共和。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我们的政治习惯是对失败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誅杀一人不行，还要族；诛一族还不行，要诛三族、诛九族，甚至诛十族。打倒在地还不行，还必须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打进地狱还不行，必须打进十八层地狱。这样一来，还与谁共和呢？！所以，我们的上古时期好像还有点共和，越往后共和越少，秦统一全国后干脆一点也没有了。没有人可与之共和，不管是谁做君主，都只能独裁。


日期：2009-09-08　20:07:43

　　20、温文尔雅版政变在政治技术层面的主要优劣
　　在政治技术层面，温文尔雅版政变的优势很突出。
　　首先是大都能够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推动制度的改进。这种政变，除了直接针对统治者之外，主要的就是针对具体的制度缺陷。针对的问题具体，措施也就具体，进步也就具体。由于不是大轰大嗡，效果往往比较好。
　　其次是能够在既不摧毁原有制度、也不推翻原有政府、丝毫不损害自身巩固的前提下实现最高统治者的更迭，是原有制度、原有政府在最高层次上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给社会造成的痛苦较少，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朝代更迭方式。
　　再次是一般不会形成无政府状态，不会中断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这种政变主要就是只换一个个皇帝，其余的变化都是以正常方式进行的，自然不会出现一般战争更迭无可避免的无政府状态。战争更迭后，胜利者都会采取这样三条措施：出榜安民、镇压乱兵乱民、开科取士，所针对的就是战乱中的无法无天状态。这种状态，直接中断了社会文明，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逐渐恢复。这也是朝代更迭的成本，甚至是更大的成本。

　　当然，其劣势也很明显，主要的有二。
　　一是问题往往解决得不甚彻底。更迭领袖大都身在其中，有些程度不同的也是酿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有些虽然不一定是酿成问题的原因，但和各方有太多的利益牵扯，自然也就很难彻底。当然，不彻底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例如英国的制度变迁，就一直是以不甚彻底的方式进行的，作为人类历史上率先开创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也还保持着君主和完整的皇室。但就英国制度变迁的过程看，这种不甚彻底到底是利还是弊，似也在两说之间。

　　二是短期内很难形成一支在思想上、政治上都能够和新的君主保持一致的干部队伍。所谓温文尔雅的政变表现在人事上，就是只更迭了一个君主，庞大的官吏队伍基本原封不动。这样的局面对政治技术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王莽的新朝就是如此。
　　西汉末年，连续几个皇帝的政治技术水平极低，皇权失灵、吏治败坏、小人当道，社会危机重重，最严重的问题是土地兼并和买卖奴隶。王莽改制，主要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遏制各级官吏借机中饱私囊，所有改制措施几乎都成为官吏收刮民财的借口，企图救民于水火的措施反倒陷民于水火了。加之所有的改制措施同时全面推开，反对也就同时全面爆发了。

　　王莽作为统治者，政治上颇为勇敢坚定，惟策略上、技术水平不高。比较而言，曹操和杨坚的政治技术水平更高一些。杨坚又更高一筹。这其实是一位对中国君主政治制度影响极为深刻的统治者，君主制度的许多方面都打着他的烙印，惟自吹自擂方面不如李世民，选择继承人又昏了头。

日期：2009-09-09　19:34:16

　　21、杨坚是温文尔雅版政变的终结者
　　温文尔雅版政变必需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君主之外的政府实际控制人。或是和君主权力相当、势均力敌，近似一国二公、双头政治的局面，或是在事实上已经取代君主。
　　这种局面挑战君主制度的政治本质和技术极限，时间一长，必然发生分歧、矛盾，甚至你死我活，或是君主被温文尔雅的政变取代，或是实际控制人被更换，甚至丢掉性命。这种局面相对于社会发展是优势，留出了发展的空间和温和进步的可能；相对于君主权力是缺陷，直接威胁君主统治的稳定。
　　这种局面主要缘于宰相制度的形成。
　　上古的宰相是由领主的总管家——冢宰——发展而来的。冢宰政治地位不高，是家臣的首领，如果——仅仅是如果——把家臣看作奴隶，冢宰不过就是奴隶的头儿；但实际权力不小，家庭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是领主领导管家、管家领导大家，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源头就在这里。随着领主的家上升为国，领主上升为君主，冢宰也就上升为宰相，家庭政治体制也就上升为国家政治体制，形成了君主领导宰相、宰相领导国家的局面。

　　再则，当时官制不分文武，宰相们大都是出将入相、文武双全。例如管仲，参与最高决策——运筹帷幄之中的是他，带领队伍远征楚国、和楚人在军前讨论“风马牛不相及”问题——决胜于于千里之外的也是他。
　　在这样的体制和官制下，宰相想要取代君主就很容易。更何况，宰相是在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君主仅仅因为是皇帝的老婆生下来的，个人素质差距一般较大。所以，如何制约相权一直是君主政治的主要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