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后期以来，对相权的制约大致经过了官分文武、事分内外、设立四辅三公等阶段。但是，直到东汉以后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的实际运作机制中仍然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惯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丞相所请，靡有不听。秦汉以降，三公都是宰相。这个惯例所指的是：宰相的职责范围，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其中的；皇帝对宰相不满意可以换人，但宰相的意见一般不能驳回。亦即，宰相和皇帝的权力外延是相等的，权力内涵的不同仅仅是：宰相提意见，皇帝决可否，一般还不能驳回。在这样的体制下，实际运转过程只能如此。否则，政府机构就很难运转，皇帝就得准备自己当宰相、或者自己反过来给宰相当不管部长。这样的权力运转过程，在技术上形成了一种双头政治局面，宰相如果想要发动温文尔雅的政变也就比较容易。杨坚就是这样一个宰相。

　　公元581年2月14日，杨坚从相府走进皇宫、登基称帝，当天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官制，并根据改革后的官制任命新的负责人。追封父母亲、封皇后、立太子、安置前朝皇室等，这些一般新皇登基首先要办的事情，他都是放在随后几天才逐步办理。
　　杨坚如此迫不及待改革官制，长远看自然是对君主制度的重大完善，但在当时却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北周宣帝突然去世时，对后事并无交待。其亲信刘昉、郑译等人商量请杨坚辅政。三人当面，杨坚稍作推辞，就是稍稍客气了一下的意思，刘昉便马上说：“你如果想辅政就赶快答应下来，如果是真心不想干我刘昉就只好出来干了。”试想当时的杨坚，该是多么尴尬。杨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辅政的。
　　在正式名义问题上，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样。刘昉和郑译想的是：以杨坚为大冢宰，郑译为大司马，刘昉为小冢宰。（北周模仿周制，每一职位都设小官、为负责具体事务的副职，例如有大司徒和小司徒、大司马和小司马等。小冢宰相当于常务副宰相。）杨坚的办法是：自己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家想得是分掌大权，杨坚想的是独揽大权。

　　杨坚的大丞相当得颇有几分风险。宣帝丧事完毕后，他宣布以正阳宫为丞相府，要带领百官前往，百官却不知道是不是该随他前去。于是，他将卫队事先布置妥当，召集公卿百官，对大家说：“想求取富贵者，请跟我来。”一旦发现有犹豫、喧哗、想要离开者，卫兵立即上前，大家也就不敢乱动了。带领百官进入丞相府、升座成为大丞相后，他任命刘昉和郑译分别担任丞相府的司马和长史。这样的安排，与两人的想法就差之千里了。

　　杨坚是如此进入丞相府、又从如此相府进入皇宫，当务之急自然是——不能允许任何人再成为他那样的宰相。
　　杨坚改革官制的主要内容是：彻底取消相府这个机构，实行规范的、稳定的三省六部制。
　　其实质性变化是——
　　——在秦汉将相权一分为三、分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基础上，罢黜了三公府僚（机构和官员）。过去的三公是三个最高权力机构，此后正式成为三个荣誉职位。
　　——进一步分割相权：决策权力赋予内史即后来的中书省，审查诏令权力赋予门下省，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及其下属的六曹、即后来的六部。宰相在一个人变为三个人的基础上，再一变而为三大部门的若干人。过去的宰相和皇帝是一步之隔，此后就成为千里之遥了。

　　随后，杨坚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人权紧紧地抓在了自己手中。主要采取了下面这样三条措施——
　　——以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先是在地方设立学校，经秀才、明经二科考试后由朝廷任用。后来又设立进士科，由朝廷再考一次。相沿千年的科举制于是形成，从官僚、门阀手中夺回了选拔官员的权力。
　　——将五代时期形成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改为州、县两级，节省开支，又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规定九品以上官员一律由朝廷直接任免，每年由吏部直接考核并记录在案，作为任免依据。
　　杨坚那几年宰相真是没有白当。这些重要的技术进步，成为君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都为后世历代皇朝继承下来。

　　从此，相权威胁君权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彻底解决了，也就终结了温文尔雅版的政变。
　　从政治技术层面看，杨坚堪称是反政变专家。此后，中国的政变——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到满清中叶的叔嫂政变——都是具有皇位继承权的人们争夺皇位的斗争，宰相等高级官僚主导的政变居然绝迹。
　　无形中，杨坚也成为外戚专权的终结者。自西汉吕后以来，形成了外戚轮流专权的痼疾。外戚参政，原本在情理之中。那个时代，国和家分得还不是很清楚，老爹去世后老娘说了算，兄弟们打架请舅舅来主持公道，本来很正常。但是，舅舅一旦当了宰相就麻烦了。于私，是长辈；于公，是统揽朝政的宰相，好比来主持公道的舅舅不走了、当起了管家。这谁能受得了。所以，每个皇帝上了台，都会把前任舅舅撵走、换上自己的舅舅，而自己的舅舅还是专权。就是这个痼疾，断送了两汉皇朝。杨坚改制后，外戚还可以参政，但却再也不可能专权了。包括唐初的长孙无忌那样功臣出身的外戚，也不能专权，反而输给了武则天。这个结果和两个人的能力没有关系，是制度使然。如果两个人的位置换一下，武则天岂是长孙无忌的对手？！制度比人更重要，可能也是个硬道理。

　　对于完善君主制度、巩固君主权力，杨坚无疑是个大大的功臣。
　　对于君主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社会的长期和平发展、百姓的长期安宁生活，杨坚无疑又是个大大的罪人。

日期：2009-09-10　21:08:38

　　22、假设张居正能够学习杨坚，明以后的中国历史会是何等景象？
　　本文关于温文尔雅版政变的讨论是从一个假设开始的，索性再做一个假设来结束这一部分。从下一节开始，讨论的就是另一种更迭模式了。
　　隋以后历代皇朝的高官大僚中，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宰相之一、明朝中期的宰相张居正可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实际权力可谓已经是半个皇帝，是比较接近王莽、曹操、杨坚的历史人物。假设明皇朝中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能够允许张居正学习他们、也来一次温文尔雅的政变、自己创立一个皇朝、自己当一次太祖，明以后的中国历史会是何等景象？

　　让我们来做一次推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会出一个张氏皇朝；张居正在湖南的老家就不会被抄家、子孙也不会去充军。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明神宗不必像崇祯皇帝朱由检那样把孩子们砍死、自己去上吊；皇帝自然是当不成了，但做一个富家翁、像被宋朝取代的柴氏后人一样世世代代坐享富贵还是可能的。
　　再次，和平的朝代更迭能够避免巨量家破人亡的悲剧。明亡之前最后一次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万历年间的1.5亿人，清初下降为约9000万人。亦即，全面长期的明清朝代更迭战争，人口成本最少是6千万人。如果是和平更迭，则可以避免6千万人的死亡。真正功德无量啊！
　　再其次，我们的国家或许就有可能避免后来那样令人痛心疾首的落后。
　　张居正是个执政能力极强的统治者。他能够在和平时期、在没有朝代更迭的革命威力可资借助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并不完全掌握的君主权力作了两件很困难的大事。一是实实在在裁减冗员，二是收回非法兼并土地上百万亩。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政绩。
　　毋庸置疑，张居正又是一个治吏能力极强的统治者，他的考成法可以证明。“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古人在春秋时就总结出了这样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能治吏者大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不能治吏者很难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是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和平更迭的较少破坏，加之张居正的治吏能力，我们或许不至于落后得那样严重吧？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后来那个拖着长辫子的满清皇朝了。没有满清皇朝，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不是就会少了许多动辄五体投地的奴性？人们的创造精神、社会的活力是不是就会呈现另一番景象呢？！
　　这样说来，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以温文尔雅的方式实现和平的朝代更迭，于公于私可能都不是什么坏事情。
　　一念及此，真百感交集，无限长叹。

日期：2009-09-11　20:59:37

　　23、赵匡胤是黄袍加身版兵变的终结者以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怪圈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