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实行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分割相权以后，文官权力受到制度性的限制，军爷们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从古至今的多数书上，把分裂时期的军爷们都描绘得凶神恶煞、天生魔头一般，其实，他们的个人动机、素质、性格都在其次，首先是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点在隋朝时就已经表现得很明白。当时有个叫祖君彦的读书人，为瓦岗义军起草《檄洛州文》，罗列隋炀帝十大罪状，概括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两句话，就此成为形容罪大恶极的经典用语。前人遣词造句的能力自然令人叹服，但首先应该是隋炀帝实在罪大恶极。尽管如此，许多政绩显赫的高级文官无可奈何。包括在隋朝37历史中当了近20年宰相的高颎，也只能发发议论，还因此丢了性命。最先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是杨玄感、最终否定了隋炀帝的是李渊。这两位，都是凭枪杆子说话。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无论出政权还是丢政权，再也离不开枪杆子了。

　　到了唐朝，就更明白。那么多在中国历史上星光灿烂的高级文官都一筹莫展，眼看着大唐皇朝走上下坡路，最终居然是安禄山站在中华文明大舞台的正中央比划起来，开始了一个以黄袍加身版兵变实现朝代更迭的时期，成为杨坚改制的重要受惠者之一。
　　这不能不说是杨坚的主要责任，一代明君李世民也难辞其咎。从维护君主权力的角度看，杨坚改制是好事。但他只改了官制而没有改兵制，社会迅速走到了“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地步。五代十国乱糟糟，令人感觉反倒不如不改好。后来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三省六部制不动摇，又表明还是改了好。改革制度的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整体的协调、配套，很容易形成结构性的制度漏洞。这种漏洞，比单一的制度缺陷更可怕。一旦有人意识到并有意利用这种漏洞，就可能从中攫取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给百姓、社会、国家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我们一开始就讨论过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就充分展示了这种严重性。

　　武官权力急剧膨胀，到了他们自己作为受益者也看不过去的地步。最先看不过去的就是赵匡胤。于是，改革兵制、限制武官权力、进而改变朝代更迭模式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当然，他本人不一定意识到这一重大历史责任。一般而言，历史大都是在无意之中创造的，为了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的往往容易成为闹剧。赵匡胤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创造历史而是保住性命、是每天都可能有人身披黄袍推门进来请他让座，委实惶惶不可终日。无奈，推出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续资治通鉴》的记载颇为精彩又明白如话，原文如下：
　　帝（赵匡胤）……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它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

　　其实，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仅仅是避免赵匡胤个人面临的兵变威胁，在制度层面没有太大价值。这件事情所以流传久远、成为千年美谈，是赵匡胤能够不动杀伐、毫无血腥气又极为坦率地解决了功臣问题。
　　坦率，似乎是赵匡胤的性格特点。他和南唐使者谈统一问题，就是一句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比任何大道理都有说服力。和军事将领谈兵权问题，也是一句话：“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这比硬说别人谋反要好得多。虚伪太多了，诚实就升值。千年之后，还值得我们一谈。
　　要从根本上解决黄袍加身版兵变问题，必须改革兵制。在杯酒释兵权之前，赵匡胤已经开始改革兵制。严格说，后周郭威父子就已经开始。此后，赵匡胤更加放手改革，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兵制。
　　其主要的变化：
　　一是分离兵将。将原来统一的兵权分解为管兵、用兵、领兵这样三部分，三衙管兵、枢密用兵、大将领兵；在没有战事的时期轮番更替守卫边防，实现了制度化的兵不专将，将不专兵。
　　二是分散兵权。全国军队分为禁军（中央军或野战军）、厢军（地方部队）、乡军和蕃兵（民兵）这样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禁军又分为互不统属的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这样三个官兵的衙门；厢军和乡军实质是军事编制的、挣工资的劳役，甚至没有一般的军事训练，分别归各地方政府领导。

　　三是集中精兵。选择一批身高力壮的好后生作为“兵样”派往各地，要求各地政府根据“兵样”选兵，把好兵全部集中到禁军、集中到皇帝身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在士兵层面多是近身搏杀，类似于打架。赵匡胤把身高力壮的好后生都集中到自己身边，谁还敢和他打架？！
　　这样一来，由于征兵制度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自中唐就暴露出来的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动辄就想黄袍加身、闹个太祖当当的漏洞，终于被弥补了。后世历代政府的兵制结构，基本都承袭了赵匡胤的创造。例如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就是三衙的翻版。
　　如果说杨坚是反政变专家，赵匡胤则无疑是反兵变专家。作为兵变的业内人士，非常专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兵变问题。
　　宋以后、直至君主制度结束的约七百年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兵变。明朝朱棣（？——1425）的靖难之役，是旗帜鲜明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明英宗（1435——1449、1457——1464）复辟和清的叔嫂政变都是鼠窃狗偷的宫廷政变，不是兵变。
　　当然，其代价是军队战斗力的制度性下降。宋以后的约七百年间，我们的政府军在抵御外部入侵方面很少能够获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的伟大胜利。哪怕是真正的虎狼之师，也只能是在内战战场上称雄，一旦和外国人交手就变了样，陷入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怪圈。

　　对于这个恨得历代炎黄子孙汗牙痒痒的怪圈，后世有许多人反复探究。这里补充三点。
　　一是客观原因，或许更多地是个受客观条件限制的作战半径问题。除了游牧民族以外，当时交通、通讯、军事装备所决定的作战半径其实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同样的作战半径内，我们这里是一个国家，别人那里、例如欧洲、地中海是多个国家。同样半径的战争，当以国家为单位考察的时候，我们这里表现为内战，别人那里表现为外战。

　　二是主观原因，主要在于守内虚外的兵制设计思想。这种兵制在设计上，重点不是国防而是内政，不是抵御入侵而是防止内乱，不是克敌制胜而是确保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其他一切需要，在设计上都必须为此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