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大家自然恨皇帝。站在皇帝立场上，又只能如此。也就是说，谁当了皇帝都会照此办理。守内是经常性任务，御外是非经常性任务，谁又能弃经常性任务于不顾而仅仅根据非经常性任务设计兵制？
　　其深层原因或在于直接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
　　贵族制摧毁之后，社会自然生成的结构单位就只有家庭，皇帝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统治着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家庭。这样的皇帝比周天子那样的天子难当得多。他必须将这些家庭组织起来，这便是什伍、里甲、县乡、州郡这样一套行政机构。如果皇帝仅仅依靠行政权力维系这一套机构，那就是东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局面，其本质就是各地大官僚各自为政。于是，从南北朝开始，大家不约而同走到用暴力来维系这一套行政机构的路上来。这就是常备军的主要作用。秦汉之前的长期战乱给后人留下一种误解，似乎上古的常备军事力量就很庞大。其实，大多是随时征集，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国就是临时召集全国15——60岁的男丁全部应征入伍并立即上战场。上古时期国家的常备军事力量一般都不大。秦汉以降，君主越来越多地依靠兵维系国家，常备军事力量才膨胀起来，兵的地位也随之膨胀、上升，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这就迫使君主改革兵制，使它只能为自己服务而不能危害自己。于是，国防、抵御入侵的任务，就退到次要位置了。（有必要声明：这里只是谈自己的观点，绝不是试图否定统治者都是坏蛋、存心祸国殃民的观点，更不是试图为统治者开脱。犯不着。）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问题，两宋就已经很明显。后世为什么仍然长期坚持守内虚外呢？
　　本质上，这是在国家民族利益和皇帝个人利益之间作选择，要求皇帝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皇位。对任何统治者，这都是极高要求，何况皇帝？！这已经涉及政治主张问题了，本文讨论的是政治技术问题。

日期：2009-09-12　21:08:43

　　24、赵匡胤又是宰相坐而论道制度的终结者以及宋朝的宰相地位
　　兵变毕竟不是朝代更迭的正道，兵变出身的君主大都有些不自信。五代时期登基称帝的列位军爷中，赵匡胤原来官职最低，也就最不自信，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笑谈。
　　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日，宰执范质（后周时即为宰相，可以视作赵匡胤的老领导。）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赵匡胤）已密令中使（太监）去其座矣，遂为故事（惯例、制度）。
　　这是邵博所著《河南邵氏闻见后录》的说法。正史的说法是：范质等人怯于和新皇帝赵匡胤当面议事，自请改为上札子，后渐废坐而论道之礼。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联系前因后果、明确认为邵博的这一说法更可信。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基本可以看作此前中国历史研究之集大成，不同观点大都收集其中，存疑史实大都有论证。本文对存疑史实，一律采用此书的说法。

　　在此之前，中国的宰相在朝堂之上是有固定座位的、在君主面前是坐着说话的，就是所谓坐而论道。
　　从此以后，堂堂宰相在朝堂之上、在皇帝面前再也没有了固定的座位。和任何一个偶尔来到这里的人一样，皇帝不赐座，就只能站着、立而论道了。
　　这件事情从维护君主权力层面看是进步，从人类政治进步层面看是倒退。
　　如同没有想到杯酒释兵权是创造历史一样，赵匡胤可能也没有想到搬走宰相的座位也是创造历史。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往往就是在无意之中、一不小心创造出来的。
　　赵匡胤的做法有点小聪明。但与那些把功臣杀掉、把比自己高明的人杀掉、把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杀掉的君主相比，还算宽厚。就是在对待宰相问题上，和历朝历代相比较，宋朝大概也是最为宽厚的。

　　宋朝的宰相，朝仪序列在亲王之上。
　　在等级社会中，这一点很重要。朝仪序列，是最正式、最基本、最重要的等级规定。朝仪序列在后的官员，在朝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会自觉退后一步，绝对不敢和前边的人平列，更不敢超前。
　　宰相的朝仪序列，又至关重要。大致变化过程是：汉初，宰相向皇帝敬礼，皇帝必须还礼；唐朝时，曾经专门讨论过宰相路遇亲王的礼仪；明朝时，公侯大臣见亲王必须俯首拜谒，不得钧礼；满清时，宰相也成了动辄五体投地的奴才，别说皇帝，见了皇子也得磕头。这一过程很有意思，有机会另外细说。
　　宋朝开初时承袭前朝惯例，宰相朝仪序列在亲王之下。公元983年11月，太宗诏曰：
　　自今宰相序列宜在亲王之上……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

　　此后，宰相朝仪序列在亲王之上成为定制。
　　到宋真宗时，又进一步突出了宰相的班位、即参见皇帝时所站立的位置。原来，宰相与枢密使、参知政事并排立于仪石南面。真宗诏令改为：
　　移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余立其南。
　　这样一来，宰相的位置突出在了皇帝和群臣之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便形象化了。
　　宋朝宰相的收入水平，更是空前绝后。后人测算，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宽厚归宽厚，制度不含糊。宋朝的行政权力明确分为三块：中书掌政、枢密掌兵、三司管钱。宰相的位置虽然是非常明确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作为中书省的首长，又非常明确的不能直接掌握兵权、财权。
　　这样一来，赵匡胤废止宰相坐而论道的行为就有两种解释了：或是小聪明；或是以小聪明出现的深谋远虑。本小节开头的话，就显得轻率了。或是以小民之心度君主之腹？！
　　但又不尽然。宋太宗的这样做就另有原因。宋真宗这样做可能因为当时的宰相是他的恩主，有假公济私之嫌。随后会谈到。
　　总体评价，分设行政权力、废止坐而论道，拉开的是宰相和皇帝之间的距离；提高宰相待遇，维护的是宰相在群臣面前的权威，有利于宰相工作。总体上，遵循的是有利于君主制度这个基本准则。无论如何，与后世某些君主纵容、怂恿奸猾小吏欺负宰相、不把宰相当人对待、不择手段以维护自己权威的做法相比，还是不失厚道啊。
　　客观而论，终结黄袍加身和宰相坐而论道，是君主政治的官制在技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自此以后，在正常情况下，官，无论文官武官，都只能为君主服务而不可能威胁君主了。


日期：2009-09-13　21:00:30

　　25、宋皇朝非常明确地以科举制为政治工具，读书做官成为社会底层精英的重要出路
　　政变和兵变从来就不是领导者一个人的事情，在社会学层面，是大量参与者的出路问题。如果仅仅从制度上杜绝漏洞，而不解决出路，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或许就是因此，率先杜绝政变漏洞的杨坚，又率先实行了科举制度。终结了兵变的赵氏皇朝也非常明确地以科举制为政治工具，使科举主要成为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精英的重要出路。

　　宋开宝元年三月，风流才子陶谷的儿子陶邴考中进士，名列第六。第二天，陶谷去表示感谢。赵匡胤说：听说陶谷教子无方，陶邴如何能考中？命令中书省组织复试。这有些类似于让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专场考试，复试一个考生。这个陶谷原为后周的翰林承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率军返回开封来到皇帝办公的崇元殿，准备登基了才想起来还没有后周小皇帝的退位诏书。可能是立功心切，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参与兵变准备的陶谷，当场拿出了事先已经写好的退位诏书。此人虽是个读书人，但很是缺乏古代士大夫的持重之风度，过于轻浮，难听些说就是贱骨头。或许就是因为聪明过了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赵匡胤此时是不是顺便难为、捎带打压也未可知，反正，陶邴虽然顺利通过了复试，他依然下了这样一道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