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私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中书复试。
　　于是，宋朝在科举考试中实行“食禄之家”子弟复试制度。
　　开宝八年二月，赵匡胤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
　　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
　　赵匡胤为那些十年寒窗无人问、无后台、无靠山、进了东京城可能连厕所都找不到孤寒子弟提供了公平的竞争机会，使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正是因此，宋朝的士大夫精神状态一直比较好，工作普遍比较努力。
　　太宗雍熙二年三月，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都考中了进士。赵光义说：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考试成绩）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
　　所谓势家：宋朝的户籍依据贫富分等，农村五等，城镇十等，一二等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习惯称之为势家。
　　赵光义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居然是“皆罢之”。
　　这件事情如果出现在后世，一定会有许多“势家子弟”强烈抗议，说不定还会有许多专家学者、能够左右舆论的人士仗义执言，认为这是严重的政策性歧视。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不敢，这时的公平与否是皇帝说了算的。这里就潜藏着古代百姓需要、拥护皇帝的深层原因。如果没有皇帝，公平与否就是势家说了算了，平民百姓就和公平沾不上边了。

　　科举考试的公平，是君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公平，支撑着平民百姓对朝廷的信心。历代有为君主都予以极高的重视，甚至不惜以重刑镇之。但是，能做到赵氏兄弟这种程度的绝无仅有。考场作弊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都极高，非“食禄之家”很难支撑；专门针对“食禄之家”子弟的复试制度，使得其投入的回报可能为零；直接将高中进士的“势家”子弟“皆罢之”，则使得这种投入直接为零。这两条措施，把考场作弊的主要力量遏制了。看似程序不公平，实质更公平。其实，这是坦率承认仅仅依靠制度还不能保证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间的实质性公平，因此而采取这样的特殊措施遏制权势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宋朝的科举考试，与隋唐五代比、较为规范，与元明清比、较少作弊，确实为一批“孤寒”子弟提供了“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径。例如范仲淹，名副其实的“孤寒”子弟，两岁丧父，少时曾经食不果腹，26岁考中进士，从广德军司理参军渐升至副宰相，从政，曾经领导了著名的改革“庆历新政”；从军，曾经成功遏制了西夏的进攻；为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还有欧阳修，也出身贫寒。当然，这种贫寒只是相对而言，如果穷到了读不起书的地步，科举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出路了。

　　宋朝君主们并不排斥“食禄之家”子弟，而是通过荫举制的办法，另行直接录用官宦子弟做官。一般基层官员，最少可以荫举一人为官。品级越高，可以荫举的人数越多。高级官僚，不仅能荫举子侄做官，还能荫举家丁、仆役、幕僚等人做官。一般而言，一个人进入官僚阶层后，只要不犯下谋反等十恶不赦大罪，后代就可以长期稳定地成为这个特殊集团的成员。

　　荫举和科举的又一不同是，没有名额限制，符合标准，就能做官。
　　在整个宋朝历史上，科举录取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1001年），进士、诸科共1638人；荫举授官最多的是高宗（1127——1162）年间，每次都不下4000人。宋朝的冗员一直很严重，这是重要原因。历代皇朝的冗员问题，本质上都是维持君主统治的政治成本。考虑到“食禄之家”和孤寒之家基数的巨大差别，“食禄之家”享有的优惠太大了。这个国家主要是他们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任何怀疑。在享受如此优惠的前提下，如果再去挤占孤寒子弟科举的独木桥，就会反过来损害国家。赵氏兄弟这一系列举措的意义，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但对平民百姓而言，这就已经非常满意、感激涕零了，安敢再有其它非份之想？！

　　“食禄之家”子弟在做官时享受极大的政策性优惠，但在使用时并无明文规定的优惠，甚至还有所限制。《宋史•宰辅表》列有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荫举出身者，几近于无。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政治上特别注意限制，是不应该出现的。赵氏皇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确实比较清醒，不拿自己的江山做人情。
　　宋朝官员的俸禄水平很高，并不只是宰相的工资高。在收入分配上，宋朝的君主最少是和官吏阶层共享江山。
　　明确的将科举作为社会底层精英的主要出路；明确的重用科举人才。通过这样两条技术措施，将社会底层精英引入了统治集团，为君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宽大、稳固的政治基础。
　　李世民曾经将科举的作用概括为“天下英雄进入我彀中矣”。后世曾经有人批判他。其实，真正做到、而不是挂在嘴上的“天下英雄进入我彀中”并非易事，那需要的是真正以天下为自己家的阔大胸怀。李世民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后世君主大多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真正的阶级局限。赵氏兄弟大致做到了，但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胸怀宽广。

　　赵氏兄弟显然是把科举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对已经进入政治集团的加以限制，以吸纳更多的底层社会精英进入政治集团。这种做法，开始的时候可能和他们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需要尽快调整官吏队伍有关。后来，显然是认识到了这种办法的好处而坚持下来了。整体看，宋皇朝不是简单依靠用自己人来稳定政权，而是依靠使更多的人成为自己人、依靠扩大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来稳定政权。

　　基础越是宽大，建筑就越是稳固，这是常识。作为君主能做到这一点，堪称开明。
　　科举制度自然有其弊病，最深刻的就是割裂了社会，使得君主社会成为官民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社会。以后会充分展开讨论这一点。

日期：2009-09-14　20:59:04

　　26、宋皇朝为不读书的社会底层精英提供了当兵和招安之路
　　政治，说到底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赵氏兄弟为社会底层读书的精英提供了科举之路，又为社会底层不读书的精英提供了当兵和招安之路。
　　宋朝的禁军、厢军、部分乡兵和蕃兵都是挣工资的职业军人。赵匡胤认为：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生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这个赵匡胤，肯定不是个理论家，但却称得上是个谙熟社情民意的政治策略高手。目标异常明确，思想极为活跃，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时禁不住让人假想，如果他不是糊里糊涂死在自己兄弟手中，能够再干几年，宋朝应对周边少数民族入侵或许会有另一套办法也未可知。一个内部政治基本成功的皇朝，外交居然一塌糊涂，并且贻害后来的中国社会，真是令人遗憾。

　　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宋朝长期坚持“荒年养兵”政策，总数保持在120万左右，成为不读书的社会底层精英的重要出路。著名的将领，例如先后官至枢密使的狄青、张俊（就是参与陷害岳飞的那个张俊）、韩世忠、岳飞等，都是这样的精英。中下级军官中，主要是这一类精英。
　　再则是招安。对于在科举和当兵之外、愤而走上造反之路的底层社会精英，主要对策是招安——整体收编为政府军。这在宋朝已经成为通行的规则。造反的人大多如宋江一样，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招安、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朝廷派去镇压造反的官员，官衔也往往就是“某某招安使”。例如宋初的大宦官王继恩前往四川镇压李顺、王小波起义，正式的官衔就是“剑南两川招安使”。一般情况，双方都不真打，主要是谈，谈妥招安条件，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