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
第22节作者:
振古如兹 据专家测算，宋朝的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强，有的测算更高，达70——80%。如此之大的波动幅度，这种测算结果自然不能太当一回事。但是，将宋朝时的中国看作当时世界经济的主体，大致类似于二战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
当然，这只是我们作为后人这样考虑，两宋君臣肯定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创下了这样一份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政绩，更不会想到已经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份值得自豪的伟大荣誉。因为，当时的外国人还远远没有想到用GDP这么个东西来把咱们糊弄的神经亢奋、丢三落四。便是他们闹出个什么指标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根本不会用他们的指标来证明自己行或是不行。那时的外国人，在两宋君臣看来，只是经常在家门口捣乱、不知道好好谋生业的小混混，给两小钱打发了就是了。
——经济质量高。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且不论其是不是能够承担古代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标志的任务，但其中的火药、活字印刷两项完全是宋代的成果，把指北针改造成为罗盘也是宋代的成果。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此重大的创新成果，肯定不是赵氏兄弟及其后代君主诏令全国臣民努力创新的结果，更不可能是东西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列入国家计划、设立专项基金的结果，史书上一点相关的记载也没有。当时的皇帝们和中央政府极可能完全不知道、甚至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已经涌现出了中国历史四大发明当中的两个半。他们所努力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大环境，总结表彰、展示、炫耀这些事情都懒得去做。
宋元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富裕到了完全不屑于向外国人做任何展示、炫耀的程度。后来习以为常、被外国人视作某种特点的那种展示、炫耀，是隋炀帝发端、明成祖发扬、主要是从满清开始持之以恒，然后一代一代发扬光大，最终知识产权应该属于乾隆。因为，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了那种展示、炫耀的必要性。
——政治包容宽。
真正能够说明一个社会制度容量的应该还是对政治变革的包容程度。宋朝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变革。一次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另一次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两次改革，在经济上试图解决的是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问题，可以理解为试图解决社会的“富贵病”；在政治上则表现出一种试图挣脱君主制度束缚的冲动，无论作为君主政治的进步，还是作为官僚政治的进步，此前此后都没有能够到达过这样的高点。
在君主制度历代皇朝的改革中，王安石变法最为突出。商鞅变法的政治进步幅度大致相当，但阶段不同；王莽改制的政治进步幅度也大致相当，但实施程度不及；魏孝文帝的改革对本民族而言是重大进步，但纵向比较，政治水平和实施范围都不及；隋的官制改革和科举制、唐的两税制、明的一条鞭法、满清的雍正新政范围大致相当，政治进步水平又远远不及。宋朝的政治改革、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无疑是我国君主政治技术进步的最高峰。
当然，这种包容也是有局限的。其局限，我们可以从宋神宗和文彦博的那次讨论中感觉到。宋神宗显然是希望能够说服文彦博，说改革的措施虽然对士大夫有所不便，但对百姓还是有益的。文彦博却一针见血、寸步不让地反问神宗：皇上你是依靠士大夫治天下，还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彦博的这个问题，是建立在异常清醒的阶级立场之上的。这就是北宋改革的局限性，也就是北宋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善胜不易，善败更难。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失败，如同一支倾巢出动而没有能够攻克既定目标的大军一样，如何退回来就成为对组织结构、管理技术、统帅能力的极大考验。
宋朝社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在君主社会是一流的，可惜，他们的统帅是个玩家。
日期：2009-09-23 21:44:59
35、从改革科举制的反复尝试再看宋朝社会的容量
宋皇朝的生机活力，在改进科举制度方面表现得较为充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观点的领袖们，前赴后继地推动了科举制的改革。
首先是范仲淹改革科举制。
1044年3月，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出身孤寒的政治家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期间全面改革科举制度：一是办学校。士人必须在校学习300天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又不绝对，落榜考生（相当于现在的补习生）只需100天。双亲年老无人奉养的，取保证明后可在家学习。二是改考试内容。废除了贴经默义、声律排偶，改考经义策问、时政策论；注重联系实际，明法科主要考案例等。可惜，宋仁宗为人拿不定主意，一有人反对就宣布废除了，只坚持了一年。
其次是王安石改革科举制。
1071年2月，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再次全面改革科举制度：首先是改考试，还是取消诗赋和明经诸科，改用经义、论、策作为考试内容。其次是改学校，实行以考试成绩升级的三舍法，成绩最好的直接做官，二等直接参加殿试，三等直接参加省试。宋神宗和宰相们讨论时，王安石讲了一番道理，原文如下：
先是议更贡举法，帝以苏轼言为是。它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必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以不变。”赵捯嗍情椋彩唬骸叭粑酱丝瞥６嗟萌耍ú牛栽等耍ú牛┙ú剑┍鹞匏罚浼洳蝗荩ǹ赡埽┪尴停晕品ㄒ焉圃蛭匆病＝褚陨僮呈钡苯睬筇煜抡恚吮彰叛ё魇常捌淙牍伲朗陆运幌啊４四丝品ò芑等瞬模虏蝗绻拧！钡垡晕弧�
翻成白话，这就是近代以来批判科举制的主要内容。范仲淹、王安石的这一套办法，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现代教育制度到底是在欧洲出现还是在中国出现就不一定了。不过，王安石这里所说的“一道德”是指通过学校教育统一思想，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王安石思想中唯一要不得的一点。但是，历代改革家又几乎都有类似的要求，可能还是有其必要性。问题可能在于不要走极端，不要搞到只许一个人说话、大家都不能吭声的地步。那样“一道德”，前提就是有一个人绝对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这是不可能的。
再次是司马光改革科举制。
不仅倾向改革的范仲淹、王安石对科举如此，我国一流的史学大家、政治上反对改革的司马光，对科举的态度其实也相差无几。1086年7月，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提出的以十科取士的办法改革科举制的方案。这个十科的名目很有意思，值得一看，分别是：
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学问盖博可备顾问科，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这个办法，和原来的办法相比改动不大。原来的诸科，也是分科的，只是科目设置可能落后于宋朝高速发展的社会。司马光的办法是更加明确使用方向，便于在考试时结合实际，可能和现在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差不多。
再其次是朱熹改革科举制。
理学大师朱熹也曾经提出一个名为《学校贡举私议》的科举改革方案，大意是：把诸经子史和财务列入课题；合理分配诸州生员名额；治经须遵守“家法”，命题要依从章句（这两点他还是要坚持的，不坚持他就不是朱熹了）；学校要选拔有道德之人主持；并裁减名额和优待等。这些办法，有多少错误呢？
由此可见，最少在宋以前、在科举制度方面，中国社会不能说是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死水一潭。前人不仅能够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也不是采用淡化处理、不了了之的办法，而是从不同角度前赴后继持续努力。这种真正为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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