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体制外部威胁历代皇朝的力量，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外族或外国，觊觎中原或中国。这倒不是因为这块土地的物产异常丰富，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百姓在一般情况下异常驯服，在这里做统治者一般情况下是很舒服的事情，都想来舒服舒服。再是刘邦、项羽那样的人，觊觎皇位。要说他们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那鬼才相信，主要的恐怕还是当皇帝太舒服，“大丈夫当如是也”。

　　这两种力量，原本就一直存在。但是，历代朝廷体制内部都能生成足以更迭朝代的力量，同时也就有效地遏制了外部力量的生长。宋以后，内部再也不能生成足以更迭朝代的力量，也就不能够有效遏制外部力量的生长。
　　让我们先看外族入侵。
　　周边少数民族、即“蛮夷”的武装侵扰，有可靠文字记载以来就一直存在，是对中原国家的重大威胁，每逢中原出现长期战乱就会很严重。战乱平息后，新的统治者无论多么困难，都必须尽快承担起抵御外部入侵的责任。
　　秦统一全国后，立即修筑了从长安到九原郡的1800里直道，秦始皇两次巡视北部边境，又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镇守北部边疆，在各诸侯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有效地承担起了原来由各诸侯国分别承担的抵御匈奴侵扰的责任。
　　汉高祖刚刚战胜项羽、真正成为皇帝的第二年，就被匈奴人包围在塞外高原上的平城。意识到残破的国家暂时没有力量遏制匈奴骑兵侵扰后，转而采取了和亲政策。两千多年前那些远嫁漠北的汉家公主们所承担的，就是国家、就是汉家男儿应该承担的抵御外部入侵的责任。经过超长期战乱之后的国力确实很弱，也是无奈之举。但到汉武帝之后还能坚持这样做并且收到理想效果，就确实有点泱泱大国的胸怀了。

　　唐朝初年，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深入腹地、打到关中、威胁长安，就是因为刚刚成立的唐皇朝几乎是转眼间就陷入了残酷的夺嫡之争当中，没有来得及很快承担起抵御外部入侵的责任。李世民夺嫡成功后，马上就派大军开赴边疆，周边才渐次稳定下来。
　　朝代的更迭不仅是统治权力的更迭，也是抵御外部入侵责任的更迭。宋以后历代皇朝成功遏制了内部权力的更迭，也就遏制了责任的更迭。朝廷自己一旦不能承担责任，内部就没有能够替代的力量，周边少数民族就会急剧膨胀、长驱直入。
　　让我们再看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虽然在朝代更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历朝内部大都能够形成更迭朝代的力量，或是文官、或是武将。他们或主动或被动总是会利用农民的力量，当然也就需要程度不同的代表农民的利益，有的不等事情发展到农民起义的地步，就取代了前朝；有的等待农民揭竿而起之后，借助起义力量捷足先登。宋以前的农民起义，一般都很难达到改朝换代的高度。其实际作用，或是导火索，或是垫脚石，颇为悲壮。这是一个需要另行讨论的问题。

　　朝代的更迭不仅是统治权力的更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的有效统治的更迭。宋以后历代皇朝成功遏制了内部权力的更迭，也就遏制了对农民的有效统治的更迭。
　　宋朝以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王莽、曹操、杨坚、赵匡胤那样的英雄豪杰，包括权倾天下的张居正和曾国藩也不行。他们与皇位的距离，大概可以算是宋以后历朝权臣中最近的一类，没有能够改朝换代，只能有一种解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他们对老朱家或爱新觉罗家有什么感情，而是不具备条件。古来真的有条件能当皇帝而又真的不当的人能有几个？！

　　宋以后的君主制度被打造成了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攻破的堡垒，这就要求此后的历代君主必须都能够始终有效地统治农民。一旦不能有效统治农民，内部就没有能够替代的力量，就会迅速地把农民逼到当农民不如当流民、下地耕田不如上山为盗的地步。这时，任何一个愤愤不平的庄稼汉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农民起义就会突然爆发、迅速蔓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所以，真正始终由农民领导、以农民为主、坚持农民政治要求、并成功实现了朝代更迭的，只有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一次；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虽然让外族人捡了便宜，但总还是成功推翻了君主皇朝中央政府。这两次起义都是宋以后的事情。
　　无论少数民族武装侵略还是农民起义，宋以后历代皇朝全部被来自君主政治体制外部的力量攻破，是其长期孜孜以求确保不被内部攻破的代价，是其已经没有力量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自我进步的标志。这或许是以赵匡胤为代表的、全力维护君主制度的统治者们预料之外的。

日期：2009-10-05　21:12:45

　　47、宋朝以后君主制度为什么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进步？
　　自西汉以来的大约1500年间，君主制度在政治技术上一直保持着缓慢而持续的进步趋势。到宋朝时，这种进步达到最高峰。作为其最高点的王安石变法，既是君主制度完全成熟的标志，又是朦朦胧胧试图突破君主制度的束缚、探索新的进步的标志。
　　最值得炎黄子孙深思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整体失败。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曲折反复是正常的，在古今中外人类政治进步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例如秦皇朝被推翻，就可以看作君主制度第一次尝试的全面失败；项羽大封诸侯，便是诸侯制的短暂复辟；汉皇朝的成立，又是君主制度的再次尝试；例如法国君主制度的多次复辟。这都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此后的约700年间、即君主社会的后三分之一历史上，居然再也没有重大的政治进步尝试，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进步。

　　明显不过的例证是，在这一时期内，政治上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没有新政策，没有新措施，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例如满清雍正皇帝的“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地丁合一”、“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政策，由于小说和电视剧的广泛传播而几乎家喻户晓，让许多不知就里的读者、观众激动得不得了。这当然是件好事，雍正也算得上是个勤政务实的皇帝，但实在不能算是什么新政。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就曾经诏令全国最大的、当时就已经历史最悠久的官绅之家——山东孔府——与平民百姓一体纳粮。

　　长期保持着缓慢而持续进步趋势的君主制度，到宋以后为什么再也没有真正的政治进步？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值得下功夫好好讨论。总的、政治主张层面的原因，自然是君主制度的容量问题。具体的、政治技术层面的原因那就多了，这里仅罗列一些可能和这个问题有关的现象——
　　——小农经济的客观需要。此后的朝代更迭都是长期、全面、惨烈的战争，几乎每一次都能把小农经济打回到起点。在极为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起点上，社会不可能真正产生摆脱君主政治束缚的要求。相反，它要求君主政治，需要君主政治。一个孤立的、弱小的农户想要得到公平正义,除了明君清官之外，还能指望什么？！一个小农经济起点上的社会想要组织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除了君主政治、尤其是咱们中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成熟的君主政治的特殊诱惑。西汉时，叔孙通制订了一套朝会礼仪，第一次正式实行的时候，经过反复演练的群臣根据号令亦步亦趋、顶礼膜拜，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高高在上的刘邦情不自禁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就是君主政治的诱惑。而这时的君主政治还不成熟、权力还很不集中，在礼仪上皇帝对宰相还有一整套还礼的规定。后来成熟的、高度集权的君主政治的诱惑，大概决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的。正是因此，赵匡胤当了皇帝后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这应该是皇帝的内心话。任何一个清醒的皇帝都是这样看待别的人，尤其是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幸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是望乡台上打转悠——不知死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