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政治和近现代政治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不同。近现代政治无论观点、立场如何，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展开的，尤其是极左意识形态统治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是绝对的从理论出发，照本宣科，按图索骥，人们遇到困难不是从实践中找办法而是从理论中找办法，甚至不能说是从理论中找办法，而是从先哲的只言片语中找办法，对号入座，立竿见影。人们便是认识到了这种政治模式的缺陷，由于已经将这种理论捧为神圣，也很难正面挑战，反而需要打着这种理论的旗帜改造这种理论，有时还得将自己的发明创造硬说成是这种理论指导的结果，最多不过说成是这种理论和自己的发明创造相结合的结晶。这样一来，又更加巩固了这种理论的神圣的、不可挑战的统治地位，在必须突破这种理论的局限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困难，理论上显得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步履艰难。

　　这种情况容易形成一种面积可能很大、影响可能很深的误解，似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都是如此，似乎政治就是从两种理论出发，是两个照本宣科、按图索骥群体之间的大决斗。
　　其实，这种情况只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极少有的异数，没有单一的、系统的、权威的理论的严格指导、摸着石头过河才是人类政治进步的常态。常常有人或明或暗的嘲讽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家没有理论，那是有点少见多怪了。前后、上下、左右看一看，大多数情况下，政治都没有根据理论设计好的蓝图，是从实际出发，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如俗话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良知、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整合，而不是理论，更不会是某种单一的、极端的理论。我国古代政治就是这样。

　　古代政治中也有理论，不同理论对社会实践也有不同影响。但是，任何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政治必须尊崇的绝对权威，在宋以前尤其如此。因为君主政治对君主的定位是至高无上，不能允许任何东西驾临于君主之上。例如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这段话传达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态度，王道也好，霸道也罢，都只是君主的工具，只能为君主所用，而不是君主的领导。便是在宋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看上去登峰造极了，其实际地位甚至还有所下降，仅仅是束缚老百姓的工具，帝王们谁把它真正当回事情？康熙去孔老夫子陵前行过大礼，乾隆还把闺女嫁到孔府，可他们有哪件事情是真正按照孔老夫子的教导办理的？康熙的儿子们更不必说，全数在内，个顶个的不忠不孝。中国古代政治始终是在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极端的理论指导下演绎开来的。这一点，说不定就是古代中华文明曾经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种政治各有优劣。
　　在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易于统一行动、易于形成合力，易于达成政治目标；但是理论一旦失误、或是对理论的理解一旦失误、或是理论在转化为技术措施的时候一旦失误，一般都会导致全盘的、整体的系统性损失。结果有可能最好，也有可能最糟，二者的概率应该相同。
　　没有理论指导的政治，自然不易统一行动、不易形成合力、不易达成政治目标；但也一般不会出现全盘的、整体的系统性损失。结果不可能最好，也不可能最糟，二者的概率也应该相同。
　　这是在讨论古代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不能认为古人像我们一样是在严格的理论指导下从事政治，尤其不能认为他们分别是在两种对立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政治，并因此首先将他们区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情。
　　这可能是正确解读古代政治的一个前提。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怕是很难真正靠近古代政治的客观过程。

日期：2009-10-25　22:07:23

　　67、开国之君大都天纵英明，末代君主大都昏庸无能
　　这是浏览中国历史、分析朝代更迭的一个副产品。先是无心之中感觉到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然后就从这个角度逐个审视了一遍，果然，是一般现象。
　　历代皇朝的开国君主，嬴政、刘邦、刘秀、曹操、司马懿、杨坚、李渊、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多尔衮，个个都是天纵英明的一代豪杰。就是南北朝、五代十国的那些小朝廷的开国君主们，除北朝的几位名不副实、十国的几位局面太小之外，大都也是一代豪杰。其中，南宋的刘裕、北魏的拓跋硅、后周的郭威，与那些统一皇朝的开国君主相比，也是佼佼者。

　　历代皇朝的末代君主，一个赛一个的昏庸无能。
　　满清的末代君主实际是最后一代摄政王载沣。本来，曾国藩高举起“卫道”的旗帜，再加上肃顺、奕訢、慈禧坚持重用汉臣，已经将满清皇朝从民族问题的泥坑中拉出来了，他居然在一片宪政的呼声又跳了进去。1911年5月，他提出了第一届责任内阁成员名单共13人，满洲贵族就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舆论称为“皇族内阁”，他还拒绝作任何调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沉痛宣告“希望绝矣”。载沣时年28岁，和慈禧、奕訢叔嫂联手政变时的年龄相当，但政治能力就相差太远了。他这样一搞，满清皇朝其实就已经完了。自己完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中华民族拖入了一场长期战乱，更要紧的是把中华民族重新拖回了朝代更迭的老模式当中，对爱新觉罗一家、对满清一族、对中华民族，都可谓罪孽深重。

　　明朝的末代君主是崇祯。在位17年，换了51位内阁首辅，平均任期4个月。仅此一点，他虽然勤快，但堪称昏庸。他昏不要紧，要紧的是让满洲人趁势而入，弄得中国的男人留了两百多年辫子，大家还都学会了见官就磕头。直到现在，见了官还是膝盖发软，由不得就想跪下去。
　　元朝的末代君主是在位35年的元顺帝妥欢貼睦尔。此人13岁登基，20岁就从权臣手中夺回了大权。他的昏庸集中在中后期，农民起义军已经占据了江南半壁，他居然因为与太子闹矛盾而各领一帮人打了八年内战，一直打到徐达大军到了河南才算作罢。对朱元璋打江山帮助最大的就应该是他，朱元璋也认为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遂称为顺帝。

　　南宋的最后三个君主都是三四岁的小孩子，真正的末代君主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谢太后似乎只知坐享荣华，对于政事干脆一头雾水。当时的宰相就是欺上瞒下、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宋史•宰辅表》列有宰相133名，非科举出身的仅有10人，此人便是其中之一。蒙古骑兵最后打来的时候，一贯以小流氓无赖手段应对的贾似道的最后一手是：自己表示要上前线，又让手下上书挽留。谢太后居然就被这一手骗了。当贾似道确认割地赔款已经无效、扔下南宋一走了之、大臣奏请杀他的时候，谢太后居然还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老太太堪称一个昏字。

　　北宋的末代君主是宋钦宗。坐拥纵深数千里的国土，竟然作了金人的俘虏，仅此一条，就足够昏庸。
　　由此上溯一直到秦子婴。秦汉之际就有人认为，他如果有“中人之质”，就不至于输掉秦朝的老本。但又有人表示反对。我们无从参与这一讨论。但是，就他迎接刘邦大军的那一套程式看，那本是春秋战国时小诸侯迎接兴兵问罪的大诸侯的标准程式，足以证明他显然根本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何许人也，不知天下已经发生了何等变化。
　　天纵英明的开国之君的后代大都昏庸无能。原因何在？
　　首先，可能还是和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观念有关。打下江山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成者”，丢掉江山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败者”，传统观念自然会将他们向两个极端放大，加剧了这种现象。后人便是意识到了可能存在这种影响，受资料局限，也很难为他们正名。
　　其次就是遗传问题了。许多东西都可以遗传，但是政治智慧、政治能力大概不可遗传。否则，咱们这个天下就应该被大禹一家承包到底，哪里还能有别人家的份儿呢？
　　再则可能是教育问题。秦始皇如何教育诸公子无从可考。但从西汉开始，历代皇朝都极为重视接班人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是任何别人不可能企及的。但实践反复表明，真正能够接了班的、接了班以后能够有所作为的，大多不是预定的接班人。皇帝这个特殊岗位，大概不是能教育出来的。

　　在政治技术层面，这是一个长期高度重视、长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其深层原因或许在于：君主制度不利于人才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