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
第44节作者:
振古如兹 中国2000年君主社会的进步有快的时候,有慢的时候,也有倒退、停滞的时候;这种进步,相对于君主政治的需要,有适应的时候,也有不适应的时候;相对于整个人类进步的大潮流,有顺流而下的时候、甚至引领潮流的时候,也有追随潮流的时候、甚至逆流而动的时候,但一概而论为2000年的“长期停滞”、“不断循环”,显然不是事实。
这就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
合适的时候,笔者希望能够做一个详尽的解答。下面只是一个简略的答案。
关于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的观点,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出现的。西欧人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例如黑格尔,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这话其实站不住脚。
仅就欧州而言,其封建制度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君主国家哪一个能说没有“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岂非全部是“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至于“从本质上看”,在理想状态下、自然是认识事物的好办法,问题在于掌握认定权力的是谁?他根据什么掌握这一权力?他认定之后,别人还能不能说出不同意见?如果不能,那岂不就是一个学术上的专制君主?这时的“从本质上看”就可能成为专制工具,甚至成为陷人以罪的专用手段。当时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种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境地,谁想说你什么就能说你什么,其中多数自然应该是与人为善的、理性客观的,但也有与人为恶的、随意主观的。我们如果是话不是话都捧为神圣经典,那就只有一条路——集体自杀。必须说明,这种观点在欧洲虽然影响广泛,却绝非什么权威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且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说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咱们中国,这一观点却成为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威观点。自戊戌维新以来,咱们这个在思想领域长期大一统的老大帝国,就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直至现在的改革开放,在某些方面也很快就产生了不同意见。但两千年古代历史“长期停滞”、“反复循环”这一观点,却成了真正长期稳定的、主流的、权威的观点,始终没有出现过正面、明确、公开的反对意见。许多对立的政治派别,互相骂得狗血喷头、打得血流漂杵,但对这一观点的态度其实又是一致的,只是互相指责对方否定的还不彻底、互相指责对方是“封建残渣余孽”、互相比赛看谁更能彻底否定2000年历史。
这样一来,浩瀚的中国历史经过一次次否定之后、所剩下的、还能说的就寥寥无几了,除了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勤劳勇敢、四大发明、农民起义、儒法斗争这几个亮点之外,是一团漆黑,长夜漫漫。使人觉得,出生在中国,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一件事情;作为中国人,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丢人败兴的一件事情;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是愚昧落后到了极点,唯有我们这一代还比较聪明进步。若问我们这一代人为何能聪明进步,因为有了先进的理论指引。若问这理论从哪里来,欧洲。
老天爷,这还谈何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咱们的老祖先曾经有一句极为明智的话:有理没理,先管自己。所以,这里分析的是在咱们中国人当中这类观点是如何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权威的。
这些观点在内容上的共同之处集中在一个方面:认为中国社会在走上产业资本主义道路之前有一个极为漫长的“长期停滞”、“不断循环”的历史时期。
其方法上的共同之处集中表现为:首先肯定结论,然后寻找根据加以论证。
在论证的时候,其不同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长;性质;成因。
关于时长,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是从东周开始到满清结束,认为这三千年中国历史是一种社会形态;二是从秦皇朝到满清皇朝,认为这两千年中国历史是一种社会形态。
关于性质,主要的意见也是两种:一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封建主义社会。
成因稍微复杂一些,大致有五种:商业资本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说,这四种观点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的长期讨论中形成的;还有一种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特殊社会结构说。
另外有一种观点,突出强调中国社会在这几千年中的发展变化,对于是不是“长期停滞”、“不断循环”不置可否,可以概括为“强调变化说”。
例如邓拓先生,在抗战之前曾经撰文讨论“长期停滞”问题。他显然不赞成“长期停滞”的观点,但又没有正面否定,只是反复说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它长期是封建社会,但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罗列大量史料竭力证明这一点。
新版《中国通史》的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似乎也持这样的外观点,在他自己执笔撰写的《中国通史•导论•第一章•历史的分期》一节中,几乎没有涉及长期热炒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而是明确提出,“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秦汉为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为发展时期,五代到元末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明以后为衰老时期,然后展开论述了这四个时期的发展变化。老先生不赞成“长期停滞”观点的意思在话外,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百余年来,反对、不赞成“长期停滞”观点的人其实很多。任何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又大致系统浏览过古代中国历史的炎黄子孙,都会本能的反感这种“长期停滞”、“不断循环”的观点,因为,它不是历史事实。
这些观点,都是在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
用来自欧洲的理论解读中国,首先是近代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率先勇敢地否定了自己的“技”与“用”。这种否定,显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颓势、挽救国运。于是,戊戌维新以来、五四以来的英雄们又逐步地、最终义无反顾地否定了自己的“本”与“体”。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自我否定。百余年来英雄的前辈们改变政治制度落后面貌的历史勇气,举世罕见,岂止王佐断臂?!又岂止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盗火?!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自我否定。
其原因,主要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技”与“用”、“本”与“体”都已经不能回答人们的疑虑,失灵了,不能扭转颓势、挽救国运。
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在春秋战国期间产生的时候,代表性极其广泛,从周天子到盗跖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武器。后来,从秦始皇(前259~前210年)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开始,一直到朱元璋(1328~1398年)实行“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的极端政策,再到乾隆(1736~1795)疯狂地大规模禁书、删书,经过历代君主不断的筛选、淘汰、并购、重组、改造,最终仅仅剩下代表统治阶级乃至君主个人的理论。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或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憨厚、最为宽容、最易于领导的一个民族。我们曾经那样虔诚地接受了君主制度及其一整套理论,只要勉强能够果腹,就是乖孩子。我们几乎什么罪都能受得了、什么苦都能吃得下去,唯独不能忍受的是自己的落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凌的残酷现实,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自己已经严重落后。这时,这个曾经自我描绘得完美无缺的制度及其理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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