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前所未有、如饥似渴、饥不择食地需要一种能够彻底否定君主制度的理论。洪秀全用洋神仙包装起来的太平天国，曾经在极短时间内席卷东南，原因就在这里。而当他急不可待地在南京城里登基称帝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中国人并不在乎是爱新觉罗还是张王李赵当皇帝，而是终于明白了再换一个皇帝也无济于事，在整体上已经不能忍受皇帝。康有为原本几乎已经被人们看作救星，可当他因为光绪皇帝的一次召见就晕头转向的时候，就迅速贬值了。袁世凯更是这样。此人其实是想做一个中国版的、君主立宪的皇帝，可中国人实在是已经烦透了皇帝，不管是什么皇帝都再也不能接受。手握强大的北洋新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据压倒优势的袁世凯，岂是蔡锷那点军队可以打垮的？！辛亥革命时的袁世凯为什么能够一呼百应、左右中国，成为洪宪皇帝后的袁世凯又为什么迅即成为孤家寡人、一筹莫展？人们突然明白，他还是要当皇帝，而不是像绝大多数人们希望的那样做华盛顿。于是，他失去了人心。

　　各种不同的欧洲理论就是这样进入了中国。越是激进的、激烈的、极端的、能够彻底否定君主制度的理论，越是能够得到人们的欢迎。这是长期不许人们自由思想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命中注定的一劫，好似一场观念上的全民族大起义，形成了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大潮流，也是逼上梁山。
　　用欧洲的理论解读中国，否定了君主制度，对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居功至伟。但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释中说：
　　一般来说，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不仅社会主义理论以欧洲国家为典型，资本主义理论更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近代政治、经济理论几乎都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因为，如同中华民族曾经走在前列一样，这一轮是欧罗巴各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也很像是走在前列了。

　　至于这些理论，哪些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了一般，哪些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了特殊、只是把特殊当作了一般，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至于这些理论提出的时候，哪些是仅仅从当时欧洲社会的需要出发，哪些是兼顾了后来社会、国际社会的需要；哪些完全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哪些仅仅是被人用于解放全人类，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都是对欧洲社会历史的抽象、都是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预测，这是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当我们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社会的时候，就必然是一个用欧洲历史将中国历史格式化的过程。
　　当我们用欧洲历史将中国历史格式化的时候，也就是试图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四个阶段的时候，任何人大概都只能将东周或秦至满清的这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看作一个阶段、一种形态。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试一试，一试就会明白。将既往中国历史分作四段，分别摁进这四个格子里，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纳履踵决，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前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既不知有欧洲也不知有欧洲理论，也就不可能依照欧洲理论创造中国历史。并非依照欧洲理论创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一定要依照欧洲理论来划分，岂能不难？！一定要划分，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政治上最有利的选择。

　　并非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不同。
　　在外国人当中，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明确认为：
　　在欧洲历史上起多方面作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却找不到严格的对应物。
　　在中国人当中自然更多，但在大潮流面前，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形态到不同的分配方式、当中国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已经贴上了欧洲标签的时候，都只能委婉而言，只能自降以求，将这些不同说成是非典型现象、非典型结构等等，仿佛不正统、不正规一样自惭形秽，不敢明确主张欧洲是一种典型、中国也是一种典型。更由于这一观点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则几乎无法反对。

　　既然只能这样划分，无形之中就等于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这两三千年历史是“长期停滞”、“不断循环”的。所以，近代以来的不同观点都只是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性质、成因的，对于这一段历史是一个时期、一种形态并没有明确、正面的反对意见，也就是对“长期停滞”、“不断循环”无法正面反对。因为，我们就站在这种理论之上、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的。

　　任何人一旦相信了这样“长期停滞”、“不断循环”的观点，炎黄老祖、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在他的心中还能值几个大钱？！他还有什么挺直腰杆做人、放开嗓门说话的本钱？！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有大致相同的规律，如同人类的基本生理特征；但绝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如同不同的人种；不能认为只有白人才是人，有色人种就不是人，或者得像某个摇滚歌星一样把自己漂白了才是人。
　　一个民族不能一直争论是按照西欧模式漂白自己、还是按照东欧模式漂白自己，并为此打得血流成河。旁人会偷着乐。
　　当然，漂白自己也不一定就不好，重要的是充分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充分预见到既可能面貌一新、又可能面目全非、以至鼻塌嘴歪等后果，并准备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些后果。如果只考虑到可能面貌一新、没有考虑到可能面目全非、以至鼻塌嘴歪，那大概就是完全把中国当作欧洲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开篇部分说了一段真正发人深省的话：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我们长期用来解读中国历史的观点，是从哪里观察哪里的结论呢？

　　用欧洲历史将中国历史格式化在当时可能是无可奈何又完全必要的。但又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副作用：扭曲中国历史，摧毁民族自信。
　　天下事利弊相连。这可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久。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这可能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日期：2009-10-29　21:32:25

　　71、中国古代社会和欧洲古代社会不能看作一回事情
　　既然已经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和欧洲古代社会的不同这个问题，就干脆简单条举如下。
　　一、中国古代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过欧洲那样一个奴隶社会时期。
　　所谓奴隶社会，权威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主要的社会成份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一般将斯巴达克起义作为经典案例。但是，在通常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从来就没有过那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曾经有人将盗拓作为古代奴隶起义领袖硬推出来，那其实只是不得已而充数，那样说的人自己也未见得当真。便是将其看作奴隶起义，可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历史当中就只发生过这样一次奴隶起义，和后来君主社会频繁的农民起义相比较，这奴隶社会内部两大阶级的关系岂不就是长期和谐稳定、相安无事？这样的社会也就太理想了。

　　与此相对，远古中国社会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革命，一次是成汤革命，取代了夏朝；二次是周武王革命，取代了商朝。
　　成汤和周武王何许人也？是部落首长。后来成为新型的部落联盟首长。他们有自己的部落、就是诸侯国。史称夏朝号称有诸侯一万，成汤就是其中之一，聚居地在亳。商朝号称有诸侯三千，周就是其中之一，聚居地主要在岐。周武王的父亲曾经兼任夏朝中央在西方一代的代理人，称为西伯。他们领导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肯定不是奴隶。他们领导的革命，自然也不能说是奴隶革命。

　　只有大规模的诸侯革命而没有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说干脆就没有奴隶起义，这一阶段的社会如何能是奴隶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