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社会留下来的宝贵遗址中确实有疑似奴隶的人，用于祭祀。他们是战俘。有什么根据能证明这些人被俘之前、在自己的部落中原本的身份就是奴隶呢？如果对方部落有奴隶，自己一方又为何没有，而只有住在城外的、被统治的小人、野人呢？便是奴隶真的由战俘而来，但奴隶作为社会的主要阶级，数量不仅应该远远大于奴隶主阶级，也应该大于平民阶级，应该是社会的大多数。如果社会成员的大多数都是战俘，那是谁把他们俘虏来的呢？直到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咱们军队的主要作战技能还是二百米内硬功夫，越是远古战争，基本作战技能越是接近近身搏杀。所以，孙子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以多胜少是兵法常识，数量不如敌人的时候基本战术一般是“逃之”、“避之”，以少胜多是概率极小的事情。战俘的数量能够大到足以成为社会两大阶级之一、成为数量最大的社会阶级，显然不可信。

　　笔者曾经在安阳殷墟徜徉，当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现在把它写在下边：
　　远古的所谓奴隶，极可能就是被俘的小人、野人。也就是说，那些用作牺牲的战俘遗骨化石，只能用来说明当时存在严重的虐杀俘虏问题，没有充分理由用来说明当时的社会成份。
　　有一个不甚恰当的譬喻：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人相食”的惨剧，尽管当时就有一些混蛋称之为两条腿的羊，但在常识范围内，那都是和所有的人生理构造、进化程度完全相同的人，不能看作一种新的物种。
　　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疑虑，业内研究者当中不止一次出现过，笔者的这种疑虑也应该不止一人想到过，只是当时可能不具备公开讲出来的条件而已。
　　二、中国君主社会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制，欧洲君主社会是封建制。
　　中国的君主社会根本就不是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这一点原本就很明显，现在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人否定，只是习惯用语还没有更改过来。不赘。

　　三、中国君主社会是官僚政治，欧洲君主社会是贵族政治。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人们，就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并将这一观点直接应用于当时的社会革命。
　　四、中国古代社会自秦以后就颠覆了传统的财产所有制度。
　　中国君主社会的百姓和土地事实上都是双重所有的，个人和个人的土地自然归个人私有，但又都归君主国家所有，甚至首先归君主国家所有，谁的都是君主国家的。西欧君主社会的百姓和土地分别归君主和贵族所有，谁的就是谁的。这是中国君主社会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不同。
　　五、中国君主社会的政治运行模式是权力决定财产，欧洲君主社会的政治运行模式是财产决定权力。
　　所以，外国的君主说朕即国家，是作为狂妄自大的混帐话留在历史上。中国的君主说朕即国家，是政治常识、是公认的事实。刘邦少时不爱劳动、不治产业，是个不学好的孩子。他老子曾经责骂他，要求他向哥哥们学习、老老实实种地。做了皇帝后，他便得意洋洋地当着满朝公卿问他老子，我和哥哥们的产业谁的多啊？当了皇帝就享有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要命的地方。古代百姓便是在所谓“太平盛世”也只不过得以温饱，基本原因就在这里。古人对这一点曾经有深刻的认识。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欧古代社会能不能看作一回事情，近代以来的先哲诸公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郭沫若先生，他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郭先生，圣之时者矣。他在另一个地方讨论某个古代史实的时候，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否定了这一事实，那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没有奴隶社会了。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郭先生是为了确保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奴隶社会这样一个阶段而坚持肯定那一事实的。也就是说，郭先生不仅是先有结论后找根据、而且是依据结论肯定根据、为了结论肯定根据。但郭先生把这一过程干脆说出来，又孰知不是为了避免误导后人？！又孰知不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学者的良心？！郭先生晚景凄凉，我们不应该责难他。

　　郭先生所代表的观点和对面的观点，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所驱遣，是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如今，都已经随历史远去，后人为了继续前进，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有更加心平气和、客观冷静的认识呢？！
　　以上问题，每一个都需要写一本书才有可能说明白，最少也得一篇长长的论文。所以，只是条举如上。有机会再展开讨论。下一节，还是紧扣主题。

日期：2009-10-30　22:32:50

　　72、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在总体上是董仲舒所概括的“有道伐无道”、是革命
　　如果不是“长期停滞”、“不断循环”，又该如何解释中国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呢？
　　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一段著名的话：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汤武》

　　董仲舒，在儒家思想从民间思想上升为官方思想、从一家思想上升为主流思想的过程中，其作用无可比拟、无可替代。
　　董仲舒所阐述的这个伟大的“天理”，如同影响了近代以来欧美社会的天赋人权一样，是老天赋予炎黄子孙的革命权。
　　现代人常用的“革命”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过来的。而日本人所用的“革命”，原本又是从古代中国传过去的。
　　古人所谓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意思是改变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这一词的知识产权完全属于中华民族，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革命，作为一种思想，是在中华文化最基础的土壤之上成长起来的。《礼记•礼运第九》上说：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上说：
　　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古老的兵书《六韬》上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这三段话，大致显示了远古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
　　革命，作为一个概念，最初大概是周灭商之后周公开始使用的。周公以商朝的先祖成汤的事迹教训亡国的商朝贵族，说“殷革夏命”是老天爷“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意在表明周革商命也是天意，让这些商朝贵族后裔也乖乖服从老天的安排，不要试图复辟。

　　这一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所以能够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主流思想，因为它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的、是革命思想。否则，一种民间思想、没有任何权力背景，如何能够被全社会普遍接受？！至于逐渐开始傍大款、最终完全站在君主一边、在政治层面成为保皇思想，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个伟大的“天理”，是从百家争鸣到董仲舒的伟大先哲们从夏商周三代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社会。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彼可取而代之”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刘邦，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从企图以王田制度、私属制度保护百姓土地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王莽，到以均田制度成功推动古代社会高速发展的杨坚、李渊，再到以全面的社会改革、有意无意地试图帮助君主制度挣脱自身束缚的王安石，一直到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实实在在裁剪冗员、遏制土地兼并的张居正，都是秉持这个伟大的“天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这个伟大的“天理”，不是高头讲章，没有成套的理论，没有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跟着老百姓的感觉走，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为皈依。自古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凡是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历代官僚、甚至君主当中总会有人站出来呼吁改革；到了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登高一呼，带头呼吁革命、吊民伐罪。一旦摘下长期遮挡我们的极左的阶级斗争眼镜，这些历史画面就会异常生动、丰富、清晰的展现出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