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现代化，另一个是政治整合，如果没有现代化问题的困扰，可能中国人并不会在政治整合上犯难，毕竟中国经历的乱世已经够多，也有足够的政治整合的经验，但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执掌政权的政治集团来讲，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现代化。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经历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同样是中国历史所罕见的，现代化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而当时不管是北洋系还是孙中山都没有一整套的完善方案。沙俄时代的国力虽然比中国要强，但是社会结构和经济阶段却跟中国有相似之处，既然苏联走出了一条新路子，那么必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思考。

　　对于中国而言，苏联提供的只是一条完成政治整合以后的方向，但是如何结束这段乱世，依然是需要中国的政客和军人思考的问题。当时很多人的问题是把政治整合的手段和现代化的方向混为一谈，而能够认清这两者不同本质的人才能够最终担负起结束乱世的任务。
　　中国是苏联的邻国，而中国的混乱也让苏联发现了其成为盟友的潜力，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组建未几，社会影响薄弱，所以简单的扶持中共显然需要更多的精力，也增加了失败的概率。所以苏联采取了曲线方针，借鸡生蛋，借壳还魂，选中了当时同样也是身处窘境的孙中山，利用国民党的力量来做强共产党，而这显然是苏联答应扶持孙中山的主要条件，所以从一开始，国共的矛盾就处于潜伏状态。这是一次简单的相互利用，孙中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共产党则在国民党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壮大，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犹如寄体和母体的关系，当寄体还比较弱小时，母体尚可容忍，而当寄体强大到了威胁到母体的安全时，母体当然会本能的排斥寄体。

　　说了这么多，我好像还没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的北洋时代已经到了1926年，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早就诞生了5个年头了，所以闲言少叙，我们回过头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活动。

日期：2009-05-09　16:02:20

　　早期的中共（1921-1923）
　　中共是民国舞台最后的胜利者，作为民国三大政治集团中最晚成立，根基薄弱，实力最差的中共，却在民国刀枪林立的乱局中脱颖而出，这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中共为何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民国的最大课题，在本文中笔者将逐步展开这个话题，而现在我们就从中共的诞生开始来深入了解这个始终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组织吧。

　　南陈北李
　　在中共开始萌动的日子里，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一是上海的陈独秀，另一个是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初为人所知是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新青年》杂志更是赢得了当时大量的热血青年；李大钊同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跟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要看点；因此，南陈北李最初都是享有声望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早期中共的创立者同样也得益于他们在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中的影响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非常混乱，国内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护法，直皖两系纷争，而国际上日本进一步蚕食中国，国内外的困局使得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并参与政治，各种思潮开始在青年中传播，青年人参与政治改变了当时暮气沉沉，毫无新意的政治格局。五四运动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参与组织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运动，而五四运动掀起的巨大风浪进一步促成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潜移默化影响的一次高潮。

　　尽管青年人关心民族前途，对政治抱有热忱，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却不尽相同，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渴望救国的青年是种痛苦的煎熬。苏俄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年政治理念的空缺，帝制的灭亡，共和的艰难让青年们迷茫，而苏联的政治模式无疑给一些青年打开了一扇窗。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催化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十足的舶来品，但是却在一些激进的知识青年里引发了共鸣，在此之前民国的政治集团不管是北洋还是国民党都没有重建秩序的完整方案，而马克思主义则给出了无等级社会的理念——而且是严谨的学术表达。尽管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乌托邦的痕迹，但是对于当时迷茫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于一阵春风。于是，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一批激进知识分子的圭臬，翻译和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的迷幻色彩极大的感染了这些青年。

　　当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活跃表现，在知识界已颇具声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开始对其产生了兴趣，而促成这点的正是当时苏俄的剧变。陈李二人虽然在当时还属于文化界人士，但素有参政意愿，在五四运动中二人也成为了领导者，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二人组织政党，参与实际活动的想法日益激切。但是，组织政党面临现实的困难，当时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工人人数稀少，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远远不够。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陈独秀对于自己积极筹组的共产党的定位非常低调，认为以中国社会的状况，组织共产党的目的仅仅是发起运动，而短期内没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从一开始，陈独秀便对共产党的前景不报有太大的期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之薄弱。因此，没有外来势力的帮助，中共终究只能是个小打小闹的激进政治团体而已，但是苏联的介入使得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

　　十月革命后，苏联为了巩固新成立的政权，在欧洲和远东积极寻找盟友，共产党国际的代表已经开始跟中国的知识界人士，政界人士有了初步的接触，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此人早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健将，后期与中共分道扬镳）等知识界人士以及吴佩孚和孙中山这两个中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前后支持反日学生，在直皖、直奉战后也积极谋求国内问题的总体解决，虽然其力主召开的国民大会由于老张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国内舆论还是将其视作老派人物中具有开明思想的人物。甚至，苏联方面一度认为具备实力的吴佩孚比红口白牙的孙中山更具有联合的价值，而此后李大钊更是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频频与吴佩孚联络，活动其成为盟友。

　　而对中共成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的代表威金斯基的访华，维金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期间跟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张国焘等早期中共的要人多有接触，商谈了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有关问题以及建党问题。苏俄和共产国际尽管政出一方，但是扮演角色各异，苏俄作为一个国家和各国协调外交关系，而共产国际则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在有关国家搞共产主义渗透（实际是参与有关国家的内政，亦称“赤化”），正因为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两面性，遭致了世界各国的排斥。

　　在维金斯基呆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内，各地成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为组建政党奠定了基层组织基础，而在其归国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帮助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完整的政党。1921年7月下旬，各地代表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出席本次大会的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这些早期的中共党员此后境遇各异，其经历则堪称是民国历史的缩影，以后我们还会详细涉及这些人物。这些代表中缺少当时中共公认的两位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但南陈北李在早期共产党的地位早已确立，不需要参加会议加以确认。


日期：2009-05-10　08:47:07

　　罢工潮
　　中共在国际友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其目的是要改造一个时代，虽然目前中共无人无枪只有主力，但是中共的主义显然比孙中山的主义更加悦耳，在主义的利用效率上，中共一开始便显出了强势。
　　以1922年１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２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从中共筹建伊始，罢工便是其主要斗争策略，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斗争策略并不高明，因为这种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工人力量极为有限，并且工人的聚集地通常都是大城市，而在大城市搞罢工，除了被镇压，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而连续不断地搞罢工，除了破坏经济建设，将自己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以及让工人兄弟白白送命，什么也办不到，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的狂热，而这种狂热背后则是缺乏策略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