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党的摄政王，遥控指挥家跟我的看法显然相反，虽然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们可以异想天开的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搞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可能夺得胜利。一次罢工我们可以看成是维权运动，这在如今的欧美也屡见不鲜；但是大规模的罢工潮则明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罢工潮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必然会引起政府的仇视。对于政府而言，稳定是第一要务，这不仅对于政府，对于普通百姓同样也是有利的，所以对于破坏稳定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政府的处理态度通常都是一致的，自古皆然。但是当我党在论述这段被北洋政府镇压的历史时，哭哭啼啼地像小媳妇受到了恶婆婆虐待，好似受了天大委屈，其实哪有什么委屈，任何政府站在那样的立场上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谁愿意自己的统治时期天天都有人闹着要造反？有人说阶级立场？有这样看法的人是否可以考察一下我党建政后是怎么处理类似这样的事件呢？或者说，宪法上规定的我们的结社权和游行权得到落实了吗？我党有关领导同志当年在五四运动煽风点火，但是如今我们要搞个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游行时，有关单位会给予批复吗？什么？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时有组织抗议的？OMG，如果有人天真的认为那是民间组织的，那我无话可说。算了，笔者不是愤青，我也不认为我党现在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有原则上的问题，我只是认为管制的过于严格，好歹我们搞个环保的游行总该给批复吧？好了，现在我们该弄清楚当年北洋镇压工人运动不是什么反动反人民了吧，如果我们有理解能力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政府的正常反应，如果说我党为此遭了殃，那也只能说明这样的斗争策略简直是瞎胡闹，是极端狂热的冒险主义，除了流血，什么也留不下。

　　我们前面提到李大钊曾经和吴佩孚有一段暧昧史，那是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进行的，双方也就工人运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结果吴佩孚很够哥们的表示会保护劳工，那为什么吴佩孚会看似很不靠谱的同意李大钊的意见呢？其实这只不过是双方互相利用而已，吴佩孚要借助工人清洗交通系在铁路部门的势力，而李大钊则要依靠吴佩孚的荫护发展势力。只不过，这种相互利用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工人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吴佩孚的统治想背离的，当吴佩孚发现工人运动已经极端过火，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声望时，那等待这场运动的只能是血腥的镇压。吴佩孚反动？背信弃义？都不是，这就是政治，道不同，不相与谋。吴佩孚想完成统一，搞定乱局，而中共则想把局面搅得更乱，这种根本上的利益冲突必定会导致本来就并不牢靠的关系出现裂缝，直至破裂。

　　这一年多时间的罢工潮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达到高潮，同时也在吴佩孚的屠刀和枪口下宣布壮烈，工人运动搞得再红火，都不会成为夺取政权道路上的奠基，因为中国的前途不在城市。当然，鲜血并没有能让共产党人警醒，或许他们认为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牺牲是难免的，但是共产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牺牲不管有多少都不可能成为成功的铺路石。在错误道路上前进的中共注定将遭遇一次次的磨难，因为罢工潮，北洋政府已经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而还会因为过火的工人运动，使得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注定无法长久延续。没有政党能够容忍这样一个极端激进的政治组织，因此，只有当中共从极端激进和狂热中走出来，开始有限度而聪明的展示他们的狂热时，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走上正轨。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于中共来讲尤其如此，任何成功者都可能走段弯路，重要的不是曾经走过，而是迅速纠正，中共最后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此。


日期：2009-05-11　09:28:31

　　国共合作（1924）
　　中共成立后迭遭磨难，工人运动虽说搞得红红火火，但却因此成为了北洋的对立面，而成为政府的敌人，对于一个新成立没多久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政党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好在中共联系的对象不光只是吴佩孚一家，狡兔三窟，少了吴佩孚，还有孙中山嘛。
　　党内还是党外？（上）
　　苏联在远东迫切需要一个盟友从而巩固住新建立没多久的政权，而他们的策略则是既有长线投资（中共），又必须有立竿见影的短线投资。在短线投资的寻找上，苏联犯过一定的错误，他们一度认为吴佩孚会是很好的合作对象，因为吴佩孚当时最有实力，并且在北洋中尚属新派，但是最后证明这样有实力的人是无法容忍苏联在中国搞渗透的，这种既联合又拆台的方式不为实力派人物所容。实力派人物吹了，那就只能是偶像派了，当时的孙中山虽然实力有限的很，但是影响力在中国是数得着的。因此，孙中山便成了当时苏联重点活动对象，当然了，苏联的姿态还不错，废除了在沙俄时代的一系列条约，大家不要以为苏联犯傻，错了，苏联一点也不傻，这就叫欲取之必先予之，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给你你也理不顺，过不了多久不还是我的？所以我说，苏联是真正的伪君子，形象好，气质佳，但暗地里鸡鸣狗盗。

　　苏联看上了孙中山，那孙中山是否看上了苏联呢？我们看一看孙中山的一生际遇，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成天联合这派军阀攻打那派军阀，结果不是被这方卖了，就是被那方耍了，总之，非常的不顺利。前一段孙中山还跟老战友陈炯明闹翻了，窝里那么一斗让国民党元气大伤。所以说，孙中山这段日子很惨淡，真的惨淡，没有实力，在民国根本就混不下去。

　　孙中山其实在外交方面尺度很大，只要有友邦愿意支持他，他就什么都愿意谈，比如什么英国，法国等等，都收到过孙中山的乞媚信，但是没有回音。当然，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甚至一度孙中山连满蒙地位都愿意谈，但是日本还是不愿意理他。为什么孙中山那么拼命巴结，却落得无人理睬的境地呢？原因一方面是孙中山基础太差，扶持成本太高，像英法等国都是捞一笔就走的，等不得孙中山慢慢发展；另一方面是孙中山能力不济，别人不看好他能搞定乱局，而不能掌权，开出的就只能是空头支票，所以说像日本这样的直接就找现期饭票去了。因此，当苏联找上门来的时候，孙中山内心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老孙找了大半辈子了，不就是要一个可以给予支持的友邦吗？没有友邦支持，怎么混民国？即便像吴佩孚这样跟外邦关系一清二白的硬汉，最后不也是不成吗？

　　既然双方两情相悦，还颇有干柴烈火之意，那么合作自然是水到渠成。在做国民党短线投资的同时，苏联当然也不会忘了自己的小弟——中共，中共实在是太弱小了，要想让中共发展起来，就必须借助其他政治力量的荫护，苏联选中国民党当然也有让中共在国民党羽翼下成长壮大之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共两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呢？在这方面中共要人与共产国际产生了分歧。

　　早期的中共在共产国际羽翼下成立，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颇以太上皇自居，并因此与中共的领袖陈独秀屡有龌龊。在派遣张太雷赴日联络远东劳工大会一事上，马林自行其是，完全未与陈独秀进行沟通，而陈独秀得知此事后，颇为不忿，意共产国际越权行事，意图另立中央，无视其实际领导者的权威。马林把顾问当成了太上皇，想要在中共内部行使实际职责，甚至一度试图策动青壮派（张国焘）架空陈独秀；而陈独秀则拟议共产国际另派代表取代马林，来中视事。虽然此后马林作出让步，但是陈独秀的权威显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证，在重大问题比如这次的国共合作问题上，决定权依然在共产国际手中。


日期：2009-05-11　16:12:22

　　党内还是党外（下）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共产国际从实际出发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中共的反对派则认为各党可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推举孙中山为盟主，实行党外合作。共产国际的想法显然更符合实际，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党员稀少，基础薄弱，以平等地位与孙中山合作并不现实，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搞过很多这样的同盟，但结果总是不遂人意，因此孙中山本人也反对再次组建这样的同盟，而赞同党内合作的方式。所谓统一战线管理复杂，行动不易协同，显然不如一个中央的方式有利于协调，从而收到速效，而苏联此时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也使得苏联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盟友。因此，党内合作易于操作，符合苏联扶持国民党执政的短期利益，同时共产党员还可以通过渗透的方式改造国民党，使国民党逐步迎合苏联要求，这同样也符合其长期利益。

　　国共合作的提议早在1922年便有提及，只是当时中共内部各种政治主张并存，非常难以协调。林伯渠支持孙中山——林伯渠参加过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的忠实拥趸，陈公博，谭平山则支持当时已与孙中山有隙但在省港大罢工时给予支持的陈炯明，李大钊彼时还与吴佩孚有联系，而毛泽东则在湖南搞联省自治，因此中共党内刚开始非正式讨论此事时，便屡有不同意见，大多数人不看好孙中山，支持党外合作。

　　在共产党成立后没多久，于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成立，并吸纳了一批热血而激进的青年，中共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极为激进，反对一切妥协，主张彻底的革命。而一些旅欧学生如蔡和森，刘少奇等人也陆续回国，这些人在欧洲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运动，应当说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回国后便成为了中共的中坚力量。在此背景下，1922年7月中下旬，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与国民党党外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应该说，这在当时的思想混乱，政治主张各异的中共内部是唯一可行的折中方案。

　　但是在此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炯明和孙中山分道扬镳，吴佩孚公开和中共决裂，而这样的形势变化则加剧了党内的分歧。陈独秀声明反对陈炯明，支持被逐的孙中山，而谭平山和陈公博则依然坚持愿议，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而谭平山也因此受到处分；在北方活动的李大钊因为吴佩孚突然变得强硬而丧失了基础，与胡适等人倡议的所谓“好人政府”也如镜花水月，不得要领，因此其开始倾向于共产国际的意见。陈公博因为政见分歧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中共的重大事件，也意味着中共从一开始便寻求政治思想的统一，尽管有些时候手段显得残酷，但却是中共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搞政治，尤其是在乱世搞政治，在一个集团内实行专制，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不可稍有妇人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