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而言，团结还是最重要的，况且马林的想法也并不天才，因此在中共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且越发狂妄的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毕竟，这个定时炸弹呆在中国可能会炸毁本就根基不牢的中共大厦。共产国际派来的著名的鲍罗廷，吸取了马林的教训，这次过来的代表是温文尔雅，处事稳重而又谨慎，态度谦和的君子，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对于协调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是有利的。鲍罗廷的到来最重要的原因是马林根本上曲解了共产国际的意思，共产国际虽然迫切需要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为苏联在远东的外交打开局面，但是显然，苏联并不愿意放弃中央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在苏联看来，中共虽然弱小，但却是靠得住，能全面施加影响的盟友，而国民党这个合作伙伴显然不会任由他们摆布。因此，保证中共组织和政治活动（主要是工人运动）依然是需要坚持的，苏联不愿意将所有筹码都押到不知深浅的国民党身上，中共将会成为他们应变的后手，而玩政治，任何时候都要留有后手。

　　相对于国民党，苏联显然更信任脱胎于共产国际的中共，让中共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实际工作显然如我上一章所言，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也就是改造国民党，甚至，抢班夺权。国民党对于同苏联的合作意见并不统一，内部隐隐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合作，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称为左派；另一派则持保留意见，以谢持，林森等人为代表；而国民党的两大政治巨头胡汉民和汪精卫目前则以孙中山的意见为指南——在这个夺位之争最激烈的时刻，谁也不愿意犯立场错误。共产国际则想利用中共来联合左派，打击右派，打破左右平衡，逐渐让国民党实现左倾。

　　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展开的，而正式确立大方针的则是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说起来，国民党此前确实是较为松散，中共这个建立未几的小政党已经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中国扎根日久的国民党居然才刚刚有这样的会议，甚至连个党章都没有，孙中山疏于组织建设由此可见。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共产党员都参加了会议，包括李大钊，张国焘以及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尤为活跃，高谈阔论，颇有星味。实际上，毛泽东虽然和张国焘同样是马林的反对者，但是此二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张国焘一直念念不忘联合战线，对党内合作一直都不热心，而毛泽东则显然不反对党内合作，他耿耿于怀的则是马林对农民问题的漠视。此后，毛泽东开始积极为国民党工作，甚至被李立三嘲讽为“胡汉民的秘书”，但实际上，真正让毛泽东感兴趣的是国民党在1924年2月成立的农民部，而中共内部此时对农民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毛泽东显然开始意识到农民才是中国问题的本质，因此他开展农民工作是与热衷于工人运动的中共主流派走上了另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因此他对农民起义的热衷更甚于苏俄革命，虽然在当时，毛泽东还是少数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历史中能汲取的营养显然比苏俄革命多得多。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但是能通过决议显然有赖于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为了博得友邦支持，孙中山向来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国民党内部的反对者对于苏联的合作一直存有忧虑，甚至认为和苏联的合作会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而更直接的担忧是党内合作会使得共产党借机篡窃国民党领导权，因此反对跨党和党内有党的声音一直存在。而当一大召开后，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对原先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造成的冲击更是让这种声音越发强大。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热情开始减退，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浪印证了他对于国民党内派系复杂的判断，同时为了减少摩擦，他开始有了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的想法。其实，陈独秀虽然在三大支持马林，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共合作态度乐观，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无奈妥协，而此时马林的离去强化了他的权威，因此原有的忧虑开始有所表露。另一巨头李大钊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在国民党一大上就有人提出反对跨党和党内有党的意见，但李大钊则声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确系跨党，但不存在党内有党的问题，但轻描淡写的李大钊显然对该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当然也跟他们所在地区的形势相关联，陈独秀所处的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很多老党员在此活动，反对声时有耳闻；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一块未开垦的荒地，因此基础薄弱，也易于和谐。而在三大后结束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就表示要加强中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身力量，有意思的是，中央委员毛泽东没有来参加此次会议，被张国焘说成是“忙于国民党工作”。

　　而国共最直接的冲突则是所谓“党团问题”，党团是指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其目的是保持中共的独立性，而这种党内有党的倾向显然触动了国民党上层的神经。胡汉民，谢持明确表示此类活动违反了李大钊的声明，因此反对党团活动，而汪精卫和张继则找到了陈独秀商谈此问题。党团问题在国民党看来是严重的组织渗透，是共产党搞小团体，分裂国民党，虽然陈独秀发表了一个和李大钊类似的声明，但是显然这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党团问题是国共党内合作必然出现的问题，共产党要保持独立性，而国民党无法容忍共产党搞小团体，这是基因缺陷，无法根本上得到解决。党团问题暴露出的是国共两党在组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国共两党貌似蜜月的合作期，这股暗流一直在涌动，在孙中山在世之时还可抑制，而一旦孙中山离世，这股暗流必将导致国共蜜月的终结，毕竟，政治始终是现实的，利益冲突的根本矛盾只会扩大而不会消弭。


日期：2009-05-14　09:34:15

　　黄埔军校（1924）
　　国共两党求同存异，合作正式开始，孙中山喊出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一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担任要职，国共的蜜月正式开始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国共蜜月，抑或是在蜜月下的暗流涌动，而是对于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来讲意义重大的黄埔军校的成立。
　　孙中山奋斗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但是所获有限，除了几个非常大XX，孙公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他参与领导的所谓二次革命，所谓护法都没有结果，但是孙中山一年比一年老，虽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是岁月不饶人，孙公也没几年奔头了，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后继者留下一些遗产。孙中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热闹过，落寞过，但就是没成功过，他不想他的后辈和他一样，孙中山明白，以往失败都是因为自身实力不济，缺乏忠于自己的军事人才，没有一支强悍有战斗力的军队，因此孙中山要留下的正是他所一直缺少的。孙中山和苏联的合作从根上来讲是相互利用，而孙中山要利用苏联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办军校，培养杰出军事人才，奠定国民党军事基础；二是北伐，这是孙中山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孙中山和苏联合作创办的军校名称叫做黄埔军校，而这所军校以后将给中国的局面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以后再提，但是任何一个对民国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黄埔这个名字在中国军界意味着什么。但黄埔的影响力尚为后话，现实的问题是让谁来当黄埔的校长。
　　中国人玩政治很讲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但是最为牢靠的关系则是一些较为初始的关系，比如帝制时代的门生故吏，关系越多越复杂，这个人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每一个政客都需要自己的一个关系网络，这是他生存混迹的基础。在民国，第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关系圈子就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而袁世凯是在小站练兵之时形成了他的圈子；而黄埔军校的成立则为一些有志于搏击风浪的政客创造了另一个建立圈子的机会，而蒋介石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

　　蒋介石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但是一直以来若隐若现，从没有真正的在孙中山周围视事，孙中山知其有才，但也苦其喜怒无常，任事无恒。蒋介石的政治领路人是陈其美，他和孙中山之间早年的关系就是以陈其美为桥梁的。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骨灰级粉丝，而孙中山也一直将其视为左右臂膀，按说有了陈其美的指引，蒋介石应该一帆风顺啊，但可惜的是，陈其美很早就被张宗昌给暗杀了，因此蒋介石在党内也失去了倚仗，造成了蒋介石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一直被孙中山当成重要的军事人才加以培养，应该说孙中山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但是蒋介石早年使气任性，稍有不顺心便出走归家，而孙中山军事行动的不靠谱，党内军事元老的排挤，都造成了蒋介石的不顺。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资本，比如他在民国初年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为孙中山成为反清盟主扫清障碍；又比如在孙中山落难时，陪同孙中山在永丰舰待了40天，慷慨赴难，让孙中山颇为感动。所以，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定位是忠诚，可用，但须锤炼，这说明孙中山对蒋介石至少还是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