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个怪人，更是一个奇人。袁世凯复辟时，杨度发起筹安会，为称帝出谋划策，遭到国人痛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度逐渐觉醒，倾向于孙中山。晚年移居上海，一度寄居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可有谁曾想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令人惊诧。

　　要理解杨度，先要搞清楚他在谋求什么。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冠冕，身披龙衮。四方是四条狗，影射为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有一次，筹安“六君子”聚会，胡瑛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何恤乎人言。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事后来看，洪宪帝制是一场闹剧，但杨度当时认为他是在“救国”，所以对于外界的责骂，内心泰然。从杨度的师承来看，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文士，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的老师湖南名宿王壬秋（王闿运）教给他的是“帝王之学”。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和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学问。可是中国自古认为帝王学有术无学，而称之为“帝王术”。清末民初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产生了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做官为救国的最佳出路，往来穿梭在政治倾向不同的政党和派别之间。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自撰了一副挽联说“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个“帝道”，就是他曾经追求过的帝王之学，到最后被自己彻底否定了。

　　杨度的一生角色不断调整，是他对医民救国之策的不断寻求。杨度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党人有较多的接触，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见他才气纵横，想吸收他入兴中会，但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临别时，他向孙中山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1922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回沪寓于香山路私邸。忽一日，杨度践十七年前之约，前来谢罪，愿意“从公奔走”。中山先生发出电报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从此，杨度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其后，杨度在北京又结识了李大钊、《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人，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中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活动。1927年4月，杨度得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派兵搜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连夜将这个消息转达给避居在俄国兵营中的共产党人。可是李大钊等同志未能及时转移出去，不幸被捕，杨度和章士钊又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同志牺牲后，杨度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周济遇难者遗属，生平所蓄为之一空。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经人介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秘密党员。

　　杨度逝世43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才对外宣布。1974年，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于是，以后出版的《辞海》在杨度辞目上写的是：“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党的工作。”

　　杨度一生坎坷，几经曲折反复。追求的只有一个要义，那就是“医国救民”，他的身上秉承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血脉。
　　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
　　一直到41岁，曾国藩的人生走的都是读书入仕的老路。28岁中进士，在京为官十多年，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以至官居二品。
　　但曾国藩坚持每日苦读，常被同僚所称赞。他说读书要“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曾国藩也研究书法，他说写字要有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曾国藩认为写文章，要在气势上下功夫，“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可以一辈子持家教子，修身养性，每日早起、静坐、读史、养气。但是1852年，曾国藩因为母丧，从礼部侍郎任上回到湖南守孝。这个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半个中国。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都显得不堪一击。为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命令，奖励团练，发展各地的地主武装。曾国藩平静的心剧烈震荡起来，决心开始书生治军的尝试，他在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的第一仗在距长沙六十公里的靖港，被石达开打得落花流水，曾国藩苦心经营的五个营全军覆没，湖南官吏准备联名弹劾他，请皇帝解散湘军。曾国藩仓皇逃到长沙水陆洲湘军大本营，倍感耻辱，心情沮丧，甚至两次投江自杀。幸有另外一个湖南人左宗棠及时赶来，将曾国藩痛骂一顿，将他从沉沦中唤醒，又开始办大团、练新军，审案局、查土匪。

　　曾国藩面临的麻烦除了练兵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清的问题。他这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很模糊。湖南地方既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管理行政和刑事，又有提督负责军事。曾国藩设局审案，动辄杀人，难免与地方官吏发生冲突。他又将绿营地方军与湘勇合训，酷暑不停，绿营的老爷兵自然难耐其苦。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导致绿营和湘军的正面冲突不断，直至绿营兵包围曾公馆闹事，弄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曾国藩决心离开长沙，以“就近剿匪”的名义，移军衡州专事练兵，扩招勇丁，统一编制，又花大力气筹建了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时，水师已有大小战船360余号，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17000余人。当曾国藩再一次把队伍拉出来的时候，军容严整，令长沙诸公耳目一新。
　　曾国藩治军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的军事思想就是“扎硬寨，打死仗” ，体现了典型的湖南人性格特征。从湘军作战的实例来看，曾国藩在战场上根本就是一个常败将军。湘军首战遭歼，9个月后，曾国藩又被翼王石达开攻破水营，100多艘战舰全被烧毁，就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抢走。1856年夏天，曾国藩被李秀成围困南昌，失望之极，甚至做好了破城自杀的打算。

　　即使遭遇接连挫败，但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时，却将“屡战屡败”修改成“屡败屡战”，希望咸丰给予湘军更多整军备战的机会。
　　曾国藩的制胜法宝就是这个屡败屡战的精神。这个倔强的精神一直支撑到他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刻。
　　身无半亩忧天下
　　湘军统帅左宗棠也是个一介书生，但他的前半生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和荣耀。
　　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一直到40多岁，还是布衣之身，在老家湘阴教书为生，他对科举考试怀着一份复杂和迷离的心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在新房自写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一份宣言，更是一份勉励。
　　左宗棠科举无门，但是关心天下事。他阅读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很向往，在太平天国打到长沙的时候，找到太平军军营，想要投靠。但是，左宗棠与太平军的王爷们有些意见不合，而被逐出军门。也许是造化弄人，这个不被太平天国放在眼里的一介布衣，日后竟成了太平军的头号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