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绝岳麓山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山就是岳麓山，这庙就是麓山寺。每日清晨，麓山寺钟声敲响，和尚高咏的“梵呗”之音，会飘落到山脚下岳麓书院的屋脊上。
　　岳麓书院则是书声朗朗，泉水绕竹，溪声潺潺。清代人郭祖翼登临岳麓山顶的“赫曦台”，极目四望，写诗赞叹：赫曦终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讲幄开。

　　在弦歌声中，岳麓书院讲堂的帷幕拉开，鸿儒硕学侃侃而谈。山水清音，天籁人声，在岳麓山上千年没有停息。
　　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因为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建国需要人才，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但是，兴办官学需要国家拿钱，财力不够，于是办学就走向民间，各地的乡贤和知识分子纷纷以书院的形式办起了学校。
　　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以行侠仗义闻名。他主持岳麓书院不到三年，书院的名声已经远播到汴京，皇帝宋真宗也知道了。宋真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为了鼓励读书人好好学习，写过一首《劝学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尽管这个皇帝将读书的目的形容得十分庸俗，但在客观上，调动了不少人的积极性。

　　宋真宗想召周式为官，周式推迟，执意主事岳麓书院。宋真宗便给他赏赐了马匹和书籍，并亲自题写“岳麓书院”四个字相赠。至今，这四个字依然高悬书院门楣之上。北宋时期，各地书院兴盛，与岳麓书院齐名的还有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商丘应天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一直到1161年，一个叫张栻的年轻人受父亲之命，到南岳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后来，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张栻应邀主讲岳麓书院。正是张栻主讲书院期间，“湖南一派，当时为盛”，致使许多向往读书的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张栻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湖湘学的鼎盛，引起了另一个闽学人物的关注，他就是朱熹。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到长沙，访问张栻。两个人的学问都发源于理学，但是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不相同。张栻在本体论上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张“先察识后持养”，基本思想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道德和学问的培养。朱熹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 强调在安静的思考中加深涵养，认识大本。两种学说相差较大。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这是朱熹到长沙时的心情，流露出了他不畏天寒路远，前来问学的急切心情。张栻热情接待了朱熹，并在岳麓书院开设了自由讲堂，他和朱熹同时登台，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这场学术的盛宴，被后世人称作“朱张会讲”。
　　大师之间的雄辩，吸引了大批读书人前来听讲，以至于“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会讲的气氛紧张而激烈，“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最后接受了张栻的观点，对张栻心生敬畏之情，感叹“敬夫（张栻）见处，卓然不可及。”这次会讲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融合，使两个理学流派，彼此诱发，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整体繁荣。
　　湘江之畔，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与岳麓书院隔江而望。当年朱张会讲，朱熹还受对岸城南书院的邀请，经常渡江讲学，张栻天天陪他往返于两岸，后人便将这个渡口称为“朱张渡”。
　　朱熹在湘江之上作诗抒怀：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表达了湖南之行后，学问境界提升的畅快心情。
　　张栻去世后，朱熹来到湖南任安抚使，更加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
　　石船山的孤影
　　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有一块石头生得十分特别，在林木苍郁之中，群山顶端突然横出一块巨石，犹如一艘巨船在林海波涛中航行。勇敢者可登上巨石，天风浩荡，迎面而来，让人舒怀而惬意。
　　石层自然向外伸延数尺，石槽下有一小洞，洞前有一方石，平如桌面，置身其间，可避风雨。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晚年在湘西筑草堂隐居17年。他常常攀藤附葛，孤身立于石船之上，俯仰天地，因此被后人称作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性格孤高耿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明朝遗老，他一生反清，避世隐遁。三十三岁以后，王夫之的生活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 直到去世前，王夫之自撰墓志铭，坚持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的开国年号“戊申纪元”，自称明朝遗民。他特别告诫子孙，自己的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墓志铭“不可增损一字”，否则就是自昧其心。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曾求学于岳麓书院，深得湖湘之学和朱张之道。他在衡阳隐居治学期间，虽贫困交加，“腕不能胜砚，指不能胜笔”，仍刻苦撰著。清末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共70种，计324卷，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张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 在王夫之的著述中，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他抨击封建帝王从“私天下”的卑鄙目的出发，唯恐被人夺走皇位，“故翼者翦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同时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永不可赦的“万世罪人”，将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湖南人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

　　但王夫之的著作在生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仅有一个叫刘献廷的人，游历湖南，结识王船山，叹服他的学问。梁启超说，当时知船山者，刘献廷一人而已。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印刷也不多。真正使王夫之学说思想广泛流行，要归功于曾国藩。在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曾国藩和胞弟曾国荃，四处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进行校勘，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
　　为什么外面战争吃紧，曾国藩却有心情在家里撰写文章，刊印书籍呢？冯友兰说：“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
　　曾国藩最钟情于王船山的两部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两部书中关于经邦治国、用兵作战的方法，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曾国藩从同治元年十月开始看《读通鉴论》，一直到同治五年八月，整整花了三年零十个月才读完，并以日记写下心得。看完之后，曾国藩认为王夫之思想与自己十几年来的军政实践十分吻合，马上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立即阅读这本奇书。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认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提出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思想纲领，而曾国藩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实干家。
　　曾国藩推崇王船山，认为《船山遗书》能够“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因此在《船山遗书》陆续刊刻出来后，曾氏兄弟立即分赠给湘军将领和幕僚们，使王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度成了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