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在长沙办了一个船山学社，亲自担任主讲。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经常去听课。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对王船山思想怀有深厚感情和兴趣。直到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的时候，还在研读《船山遗书》。由于《遗书》不全，他写信给徐特立，请设法补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就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1950年，毛泽东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1956年，重修船山学社时，毛泽东再次亲书“船山学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夫之的敬仰和怀念，也可以看出湖湘学派的传承与渊源。
　　【天下之中】湖南篇之三
　　文化毛泽东
　　早在井冈山从事革命斗争的时候，毛泽东就幽默的宣称：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四大家族”。这是毛泽东的文化自信。
　　长征路上，毛泽东率部队经过娄山关，在一块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前，驻足良久，并反复用手抚摸临摹。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毛泽东的草书大气磅礴，果敢自信，恣意汪洋。如他的一生，敢为人先，不拘一格。
　　影响毛泽东书风的主要是两个长沙人，一个为欧阳询，一个为怀素。欧阳询风格劲险刻厉，平正中见奇强；怀素狂草，草而不野，“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中国人说，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湖南人却说，韶山出了个毛泽东。正如谈论毛泽东的书法传承一样，毛泽东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求学在湖南，他早期思想渊源，无疑以300多年来的湖湘文化为其思想底蕴。
　　湖湘文化“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蕴育了毛泽东“动”和“斗”的性格；湖湘士人“济天下为己任”的群体参政意识，造就了毛泽东自信、豪迈、乐观的个性；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蕴育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
　　独服曾文正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愤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工整地记录着曾国藩立身处世的要诀“曾文正八本”。
　　当时在湖南青年学子中，崇仰和学习曾国藩蔚然成风。不仅毛泽东如此，他的同学蔡和森等人也是如此。1919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到，湘军人物胡林翼不及曾国藩，因为胡林翼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由此可见，蔡和森也是十分推崇曾国藩。

　　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在杨昌济的直接辅导下，全面系统的研究曾国藩。杨昌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问题关系民族之兴亡，要提倡首创精神，“能言人之不敢言，能行人之不敢行”。
　　杨昌济不仅自己拿曾国藩做榜样，并以此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青年毛泽东甚至说，自己在近代人物中“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评价经常见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书信。
　　毛泽东与曾国藩有许多共同点。曾国藩爱读历史，行军打仗不离《二十四史》，毛泽东一生也是如此。曾国藩盛赞一部红楼道尽世态炎凉，毛泽东一生都在圈阅《红楼梦》，建国后他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会上说，《红楼梦》要读三遍，并当场背诵其中的一些章节，令四座皆惊。少年毛泽东的口头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出于曾国藩的文章。曾国藩推崇“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老年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李讷和李敏，可见良苦用心。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又有“完满无缺”的军事指挥才能；既能抓住“大本大源”，进行转移世风，陶铸人心的道德教化，又善于治军打仗。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研究，也极度推崇。在30年代，王明指责毛泽东“把古时的《三国演义》当作现代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拿半个世纪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这些批判，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继承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中国传统的的军事思想。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核心，这个思想深深影响到了毛泽东。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的时候，队伍成分复杂。一些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带来了不少流氓习气和军阀作风。1928年的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写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扰民”作为纪律规定下来。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改作军歌，毛泽东要求全军传唱。日本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发现，他的这种做法也来自曾国藩。曾国藩为湘军士兵写过《爱民歌》、《得胜歌》和《保平安歌》来振奋精神，激扬斗志。

　　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问题上，没有停留于“独服曾文正”的阶段。他与时俱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立场上，与曾国藩分道扬镳，并反其道而用之，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这场革命风暴，又首先从湖南兴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国。
　　虎气与猴气
　　湖湘文化中有一条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绳索，被毛泽东挣断了。
　　但这条思想绳索中，极其丰富的修身平天下的方略，大大的启发和熏陶了毛泽东。
　　这是两股文化的力量，其中的精华，哺育成近代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个性。作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
　　什么是虎气？应该是湖南人“坚忍沉毅”、“勇于行事”精神追求。湖湘学者对于道德修养，讲求“严于自守”、“苦行清修”。王夫之提出了“分人禽界，立天地心”的人生修养论和品格论。曾国藩则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作为座右铭，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刻苦修养。
　　青年毛泽东对自己的个人修养也是一刻未敢放松。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在长沙各学校张贴“征友启事”，他认为自己性不好束缚，自克之力甚薄，欲求外界以为策励。毛泽东择友甚严，只结交学问品德俱佳，且有远大志向的人做朋友。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1918年，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毛泽东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且还制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五条有关个人道德品质的基本守则。直到后来，毛泽东发表文章纪念白求恩时，仍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湖湘文化崇尚“实功”。左宗棠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湖湘学派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只求实用。胡宏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湘军曾国藩、左宗棠、胡翼林等人都具有“顽强力行”的特点。青年毛泽东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到社会中去读“无字天书”。在“练达世情皆学问”的求学精神指导之下，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漫游考察了长沙、安乡、益阳等五个县。

　　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倡导“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这些湖湘人士的真知灼见，最后都凝聚成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什么是猴气？大概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神气”。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讲话时说：“我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他称赞鲁迅“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之类的句子，很传神，气韵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