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七个人，他们常常聚会在一片竹林的下面，喝酒，然后高声唱歌，或者从喉咙里发出长长的啸叫。
　　他们放旷不羁，有人喝酒不用酒杯和器具，而以大盆盛装，用手捧喝。有人乘着鹿车，随身带着酒壶，边走边饮。车上还装着一把铁锹，什么时候死掉了，就地掩埋。这群人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情肆意。这群人在历史上有个清丽的名字——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是安徽濉溪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钱穆评价魏晋玄学，说：“先秦诸子，自孔子至于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为‘个人自我之觉醒’。”
　　魏晋玄学到了嵇康所领导的竹林时代，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魏晋玄学的兴起，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它使庄子哲学在公众生活中得以真正发扬。
　　嵇康生活在魏晋易代时期，他在政治上倾向曹氏集团，娶曹操曾孙女为妻。司马氏集团战胜曹氏集团后，嵇康拒绝出仕为官。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完全不理会种种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追求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人生境界。他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开了个打铁的铺子，每天在树荫下抡大锤。他打铁不收钱，只拉着别人开怀饮酒。因此，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也诗化了。

　　有一天，一个叫钟会的贵公子来看望嵇康。钟会的父亲叫钟繇，是中国的大书法家。钟繇做过魏国太傅，钟会却成了司马昭政权的心腹。钟会景仰嵇康，特地隆重地来拜访他，“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但是，嵇康根本不招呼这位钟公子，只顾和向秀埋头打铁。钟会准备悻悻离去的时候，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也硬硬的回答了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两人结下“梁子”。
　　再到后来，竹林七贤中有个叫山涛的人，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决定出仕为官，投靠司马氏。嵇康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在痛骂山涛的同时，借题发挥，对假借礼法图谋篡魏的司马氏集团进行猛烈抨击，这篇文章成了嵇康与司马氏公开决裂的宣言书。在钟会的添油加醋之后，司马昭最终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嵇康斩杀。临刑前，嵇康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余秋雨这样称赞嵇康和竹林七贤：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
　　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这样的文化性格在现代安徽人的身上，依然能够觅见踪影。
　　“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在中国北方的山海关，诗人海子，躺在冰冷的铁轨上吟唱。
　　同时，在南方的上海，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青年学者胡河清从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这两个文人的死，让中国震惊。有人惊奇的发现，这两个人都来自安徽。一个是安庆怀宁，一个是徽州绩溪。
　　海子曾在苍凉的戈壁上，看到星夜的空旷和美丽，写出这样的句子：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其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个安徽人心中的疏狂与温情，宁静与焦灼，圆通和分裂。
　　江流万转出新安

　　有一个安徽徽州人，被举荐到福建泉州去做官，但是他“厌鱼盐之琐碎”，做官不得志。于是，求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他：“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算卦人说的那个小孩儿就是后来的朱熹。问卦之人正是朱熹的父亲朱松。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朱熹是徽州人，徽州也称新安，因境内有新安江流过而得名。所以，朱熹常常自称“新安朱熹”。
　　对于朱熹的评价，钱穆晚年说：“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
　　朱熹所作《四书集注》是开科取士的惟一标准，任何想中举入仕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朱熹注疏，不得另行解释四书，明清两朝沿袭这个制度，直至废除科举。可以说朱熹影响了传统中国几个世纪的政治与民众生活。

　　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在“朱子之学”的倡导下，皖文化进入到新安文化的治学时代。新安学风昌盛，号称“东南邹鲁”。曾国藩也说过：“徽州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新安江贯穿徽州全境。有诗云：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
　　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新安江有三个名称，首段叫做新安江，中段叫富春江，通向大海的尾段叫做钱塘江。新安江滩多浪急，行船经过三百六十滩，看到的新安故城就像在天上了。唐代诗人权德舆也有同样的一句诗：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
　　万转出新安，不仅形象的道出了新安的地理由来。新安的文化由来也是如此。历经魏晋之后，至北宋，走过皖文化的沉寂期，淮河文化南下，落户地理幽闭的徽州，与本土文化交合孕育，催生出了新安文化。

　　朱熹的学说成了新安文化最直接的源头。他的治学，与淮河道家文化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朱熹的童年受教于父亲朱松。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松往来密切求学问道的挚友刘子羽、胡宪、刘勉等人，既志于学道，也醉心学佛。
　　在家学氛围的影响下，朱熹早年求学，既研究过道家，也对佛学有浓厚兴趣。三十岁的时候，朱熹才决心求教于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并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理学。
　　理学是中国古代的一股哲学思潮，主要思考世界的本原和人性的来源，以及心、性、情的关系问题。朱熹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承接了孔孟传统，而且吸收改造了道家和禅学的宇宙论及认识论的成果。
　　朱熹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就是无极的意思，也就是天地未开，混沌未分之前的状态。后来，太极逐步被理解成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有一本专门解释易经的书，叫做《易传》，书中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意思是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两面，这是是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朱熹将古人对“理” 和“太极”的认识统一起来，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心是一切事物的“主宰”，建立起一整套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新安文化兴起，还有历史的客观原因，那就是淮河文化南移。中国多次南北分裂对峙，大多以淮河为界。黄河又多次借淮入海，使淮河流域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一些士家大族和硕学鸿儒纷纷向南迁移。他们逃离世居乐土，渡过黄河，越过长江，找到了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徽州，栖身下来。
　　徽州原本是山岳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源源不断的士族南迁，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新安名族志》记载，从两晋开始，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一共有78个。他们为徽州带来了“益向文雅”的民风和学风。久之，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文化流派。既有理学、朴学、医学的兴盛，也有画派、篆刻、徽剧和徽菜等民间文化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