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就这样千回万转，自然地承接了淮河文化的大转移，融汇成中和、包容的徽皖文化。
　　灿烂江淮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曹操东征登上碣石山，看到茫茫渤海，冷清的秋风，卷起滔天的巨浪。大海的博大与辽远，让曹操感到日月升沉，如同从大海里出入，银河灿烂的星光，也像从大海里放射出光芒。曹操庆幸自己看到了这样壮美的景象，于是作诗《观沧海》来歌咏人生的志向。
　　曹操是安徽亳州人。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曹操的“奸雄”之名。但在终日挥戈操刀的征途上，在尔虞我诈的权谋里，曹操保持着诗人的形象。时间暗淡了刀光剑影。曹操的诗，却历久弥新，文采绚丽，有声有色。

　　安徽人喜好儒雅成了一个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徽人经商，获利之外，不忘求个雅名。有徽商鲍廷博，购书养志，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张一弛，迭相为用”，形成了儒商之间的良性循环。
　　就连安徽小女子也是“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首民间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从安徽庐江流传出来，让人记住了安徽女子的多才与贤淑。
　　“以儒立身，学道参禅，读书万卷，瓦砚三穿”，文气渗透到了安徽人的骨子里，才让江淮之地如此星汉灿烂。
　　蓬莱文章建安骨
　　如果说蔡文姬一生有知音，那非曹操莫属。蔡文姬一曲《胡笳十八拍》，让曹操大受感动。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蔡文姬是一个多才且悲情的女子。 “夫亡无子”，在战乱中被胡骑所获，嫁给了匈奴王。在胡地生活12年，生了两个儿子。可是等到文姬归汉的时候，“胡儿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谁能懂得这个女人心中的悲苦。

　　曹操不惜重金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来，又安排资金和人员，帮助蔡文姬整理父亲蔡邕在战乱中散佚的文稿。
　　曹操所做的这一切，反映了一件事，就是他对文学的尊重。由于曹操对当时文化人的重视和凝聚作用，他亲手缔造了一个文学流派——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文学的自由创作，产生了一大批自由的作家。学者可以不按官方意志来写作，这个要归功于曹操。
　　当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和袁术等地方势力被曹操逐一平定后，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曹操便腾出手来，在文化上进行了一些作为。他招揽了孔融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陈琳、王粲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的许都“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里这样论述：“建安之年，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从匈奴回来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这就是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有一天，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当时天热，曹植只顾取水洗澡，一边在身上擦粉，一边与客人讲话。建安文人这种浪漫与无拘无束，使中国文人较早的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他们自由不羁，放任自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鲁迅称这种风格为“尚通脱”。直到后来的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人，都是一脉相承，给当时文学注入了一股源头活水。李白将此称为“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的帝王不缺乏写诗的人，一种人写得少，却写得好。如刘邦，仅作一首《大风歌》，却留传至今。另外一种人写得多，却难说写得好。如清高宗弘历，一生写了约四万首诗，接近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下来。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毛泽东有词称赞他“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的诗有气概，有文彩。至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是千古传唱，弦诵不绝的佳句。

　　曹操作为文学家，他对文人既有无限的爱惜，也有无情的杀戮。因为曹操还是一个政治家，只要有人碰了他的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不管是谁，他都毫不留情。建安七子中的孔融死于曹操之手。七子之外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文学新秀祢衡，被曹操借刀杀人。很多人说曹操是妒忌杨修的文学才华，生了杀心。其实从政治的角度看，杨修是曹植的嫡系党羽，卷入了宫廷夺权斗争，才被曹操除掉的。

　　曹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对这两种身份的把握都很准确，没有成为单纯的文学爱好者，也没有成为无聊的政客。文学给了他一个完整的灵魂。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天下文章出桐城
　　说到安徽桐城，先要说一条小巷。这条巷子长不过百米，宽不过六尺，路面铺着普通的鹅卵石，但这条巷子却被人一再提起，名气实在很大。1958年，毛泽东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讲过这个巷子的故事。
　　故事其实很简单，康熙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邻居吴氏欲侵占他的宅界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给家人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倍受感动，也后撤三尺，三加三等于六，才有了今天安徽桐城“六尺巷”。

　　说到张英，他的儿子张廷玉不得不提。张廷玉是历经清代康、雍、乾三朝的一位重要人物。康熙时中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雍正时授命拟定朝廷各项规章制度。乾隆时又深得信任，加太保。《明史》由张廷玉主持修编，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为官历时50年而仕途平坦，在中国官场极为少见。
　　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张廷玉的哥哥叫张廷瓒，也是康熙时的进士；张廷玉的五弟也是雍正时的进士，官至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因此桐城几百年来流传着“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的说法。
　　从张英父子可以看到安徽崇文尚贤，好学求知的文化传统。康熙皇帝曾给张英的双溪草堂题了一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道出张氏一门淡泊、致远的为学为官之道。
　　安徽桐城素有“文都”之称，在康熙至乾隆年间，一个主要由安徽桐城籍作家组成的散文流派在这里崛起，他们奉“文以载道”为圭臬，其参与人数之多，创作声势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出巨大声响，以至时人慨叹“天下文章出桐城”。
　　桐城派由戴名世发端，方苞奠基，中经刘大櫆、姚鼐发扬光大。至鸦片战争之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才退出历史舞台，执中国文坛牛耳二百余年，在一县范围之内，硕学鸿儒多达千百位，人文盛况空前，为中国其他县所不多见。

　　桐城文章，主张吸收传统文学理论精华，师法古文的神气脉理，提倡反复诵读古人作品。讲究文章内容的清雅和语言的简明，强调行文的气势和超乎文墨之外的精神。这是针对当时八股文的模拟风气所作的革新举措。
　　姚鼐是桐城文学集大成者，他的散文惜墨如金，却又舒缓委婉，一唱三叹，传统名篇有《登泰山记》。姚鼐还破除地域界限，广收弟子门徒，其中方东树、姚莹、管同和梅曾亮，被称为“姚门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