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姚门四杰之后，振兴桐城派的人物，首推曾国藩，人称他为桐城派的“中兴元功”。与桐城派先贤相比，曾国藩更加注重文章经世的作用，追求雄奇恢宏的气势，兼取骈文和汉赋的铺排句法及华丽文采。当时文人纷纷仿效，最有成就的是“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
　　清末，继承桐城薪火的有古文家兼翻译家严复、林纾等人，还有桐城籍的文章家马其昶、姚永朴和姚永概。但由于时局变化，他们的文章虽然有改良和维新思想，也在关心国事和天下，却更多的流露出了末世文人的落寞与抑郁。桐城文章也渐渐走向衰朽，甚至被斥为“桐城谬种”，引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人的一片责骂。
　　对此，梁启超的评价可能是中肯的：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富而教之不可缓
　　有一天，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看到路上熙熙攘攘的景象，孔子说：“卫国的人真多啊！生活很安定！”
　　冉有就问老师：“生活安定了，还要怎么办呢？”。原话是“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回答：“富之。”
　　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

　　孔子认为，老百姓富起来后，就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提高素质。
　　安徽人的儒雅之风，得益于教育。明清时期，徽商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忠实执行“富而教之”的路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乡里兴办书院，振兴文教。
　　有这样一份名单：西递商绅胡尚火捐白银18000两，修碧阳书院；胡元熙、胡积成捐白银5000两，资助歙县紫阳书院；屏山商人舒大信，捐白银15000两修东山道院。又为修建碧阳书院捐白银2400两。道光五年，黟县官员倡议修建考棚，改善考试环境。倡议一出，不到两月，绅商们捐资白银达3万余两。
　　安徽人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视，有一雅一俗两句话。雅的一句是“富而教之不可缓”。俗的一句是“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清初，徽州一府六县共有书院54处，黟县一县就有10处。而作为启蒙教育的宗族学校和私塾就更加不计其数。
　　徽州商人不仅为教育的硬件设施慷慨捐资，而且鼓励族中弟子勤奋读书。对求学刻苦的士子，更是关怀有加。有个叫汪士元的乡绅立下遗嘱：族人有业儒者，资助应试费用。具体数目为，乡试路费十两，发科给银三百两。会试路费五十两，发科加倍给。这样的奖励措施，对当时的读书人具有极大的激励和诱惑作用。

　　徽商倡导子弟读书，自己也身体力行。商人胡春帆，每到一地，必先在书市看书，然后再做生意。舟车往返，必载书而行。他毕生节俭，只有买书最为大方，通常一买便是几百卷。
　　“传家无别法，唯耕与读”，徽商的文化传统是“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样的祖训在徽州人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们不管做官、经商还是从艺，都坚信读书和不读书的境界大不一样。
　　徽商之外，中国还出现过另一大商帮，就是山西的晋商。晋商与徽商最大的差异，在于文化素质。晋商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弟子中较为聪明者，大多送去学习经商，中等智力以下的人，才去读书考试。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人“商贾居首，再下者才去读书。”
　　徽州的人文氛围构成了徽州子弟的精神家园，让人深深眷恋。朱熹在外为官讲学，常常说：未尝一日忘归也。
　　淮之南北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叶子差不多，但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

　　春秋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晏子，分析其中原因是“水土异也”。2500多年前，晏子告诉我们，淮南与淮北地理气候差别很大，可谓泾渭分明。他还让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是以淮河为界。
　　有人说划分中国南北，是以长江为界，称作江南江北。在这里，我们也不必做过多的地理学上的探究，因为中国的南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气候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不管以哪种方式来区分，安徽都无可逃脱的会打上中国南北两种烙印。因为长江和淮河都从安徽流过，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将全省分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区域。于是安徽就有了黄梅唱腔和淮北梆子的对偶，有了大米饭和小麦面的分野，有了机智和淳朴的鲜明。
　　南腔北调
　　哎哟，我的那个杀了人的天哪……

　　淮北梆子一声如裂帛，简直是扯开了嗓子喊。
　　这个剧种流行在安徽淮北沙河两岸的阜阳等地方，又叫做沙河调，至今有二百多年历史。淮北梆子是在淮北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接受豫剧唱腔发展起来的，活泼婉转，激昂嘹亮。音乐的本色是火热、顿挫、铿锵。既适宜表达愉快舒畅的心情，也适宜表达慷慨壮烈的气氛。
　　和所有的梆子戏一样，淮北梆子也是“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它最早活跃在农村，化妆、服装及乐器都很简单。梆子是两根长短不等、粗细不同的实心硬木。一般多用紫檀、红木制作，有些地方也用枣木心。但材料必须坚实、干透，不能有疤节或劈裂，而且要外表光滑、圆弧和棱角适度。 演奏时，以圆柱形木棒敲击长方形木棒发音，音色清脆、坚实，有规律地敲击强拍更增强戏剧气氛。

　　安徽的淮北人与苏北、山东和河南人地域靠得更近，气质上几乎融为一体。山东大汉和河南人的爽直豪迈与粗犷气质，都在淮北人身上能够折射出来。淮北的方言也有浓厚的北方特征，语音浑厚，语速较慢，吐字清晰，比较接近普通话。
　　要说淮北人的来历，可以回溯到商朝，商被周灭掉后，商朝的遗民都被轰到河南东部及淮北一带。或许淮北人真是“商遗民”的后裔，这里人酒量之大，完全秉承了商纣王酒池肉林的遗风。大声讲话似吼，大碗喝酒吃肉，兴致来了扯起嗓子唱几句梆子戏，那个直调，那个高腔，山东人都要拜下风。
　　但是，听安徽的黄梅戏，却是一唱三叹，缠缠绵绵。每支曲子都如一首妙曼的抒情诗，犹如林黛玉称赞《西厢记》“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带发间。

　　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这段《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现在没有人不会哼哼几句。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县，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黄梅采茶歌盛行，经宋代民歌和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到明清时，戏风更甚。一首竹枝词就生动描述当时景象，“多云山上稻荪多，太白湖中渔出波。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
　　黄梅县处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黄梅戏逐渐向东流传到安徽怀宁，并以此为中心，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的音乐精华，逐渐发展成型。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表演质朴细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
　　如果说淮北人是“关东大汉，抱铜琵琶，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那长江南岸的江南人就是“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戏曲的声腔，有如那棵橘子树，跨过淮河两岸，结果的味道也大不一样。

　　南文北武
　　1904年，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与“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
　　第二年，陈独秀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支援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