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王会是陈独秀取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成立的一个革命的组织，根据地虽然在江南的芜湖和安庆。但是，陈独秀将发展会员的重点放在淮北，并且策划一次“淮上豪杰的皖北之行”。
　　“淮上自古多英豪”，淮北一带的民风强悍，属于响当当、脆生生的性格。清代安徽人李鸿章打造的“淮军”，大多从安徽北部招募而来，人高马大，作战骁勇，有视死如归的刚强之气。解放前，淮北地区多出土匪，不怕死，被官府抓住了，依然大吃大喝，泰然处之，赴刑前还要唱上几句淮北梆子。

　　所以，陈独秀决定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他便来到了淮北。自从结识了革命党人吴樾，陈独秀目睹了这个安徽同乡的慷慨与刚烈。
　　1905年7月，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准备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9月24日上午，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登上火车。京师大小官员、商界人士前往送行。火车正要开动，忽然一声巨响，吴樾引爆了炸弹，炸死炸伤十余人，吴樾被当场炸死，五大臣中绍英重伤，载泽轻伤，出洋考察被迫推迟。
　　辛亥革命后，安徽革命者为追念包括吴樾在内的9位皖籍烈士，由陈独秀发起，集英灵遗骸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孙中山亲撰祭文，并手书“皖江九烈士墓碑”。
　　北方多出豪杰，南方多出文人，近代安徽出现了一个南文北武的现象。从历史来看，这是中原文化南下的结果。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皖南地区的人才，大多在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代桐城文化与徽州文化更是将皖文化推向了高峰。
　　但是，崇文太盛，常常显得文气有余，雄气不足。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可以找到证明。五四时期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表明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开一代风气的宗师”。毛泽东也评价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且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任党的总书记。

　　可是，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型领导，他饱读诗书，中过秀才，也曾到北京大学担任过文科学长。综观他的一生，书生的浪漫想象占据了他的头脑，陈独秀曾想不依靠军事冲突，只靠君子协定来完成大事业。在大革命期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他一再退让。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对蒋介石丧失警惕，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等等，无不暴露了陈独秀在政治事件上的幼稚。一旦蒋介石“翻脸”，“四•一二”政变开始，他便在大屠杀面前束手无策。虽然有些决策直接来自共产国际，但陈独秀缺乏审时度势的坚定性，这点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差别。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汉口“八七”会议后，中共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现得十分消极，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
　　陈独秀最后反省自己说：“我不适合做政治家，还是学术研究适合我个人。”
　　南经北政
　　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军事、政治活跃，南方经济、文化发达。安徽地处中国南北要冲，极大地浓缩了南经北政的地域特征。
　　安徽的政治传统悠久，安徽人善走仕途，表现了较高政治素质。早在春秋时期，安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全面改革，对内提出“仓虞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外提出“ 尊王攘夷”的政治名言，最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安徽亳县人曹操, 虽然家庭出身不高，但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消灭割据势力，统一了北中国。
　　三国时期，还有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是安徽人，他就是周瑜。孙策临终嘱托“内事不决间张昭，外事不决间周瑜”。赤壁之战，周郎以三万之众抵抗曹操八十万大军，堪称以少胜多的典范。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槽灰飞烟灭”，再现了周瑜用兵如神的洒脱风姿。
　　历史长河中，安徽政治家犹如群星璀璨。还有几位不得不提一下，汉高祖贤臣张良，宋代廉吏“包青天”，更有从乞丐到皇帝的朱元璋、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等等。近代的安徽，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政治家首推李鸿章。作为晚清官僚, 李鸿章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可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高举自强、求富的旗帜，兴起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局面，也是功不可没。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安徽人崇尚政治，不涉及他们对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的评价。安徽巢湖这个地方，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三位不同类型，且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那就是国民革命的风云人物冯玉祥、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和共产党上将李克农。三人被合称为“巢湖三上将”。由此可以看出，巢湖人对三位将军同等对待，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立场，只是看到了这三个人都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以政治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是安徽曾经流行的通用标准。

　　安徽南方多出商人，一种说法是徽州土地贫瘠，无田可业，徽人经商是形势所迫。其实，徽州地区即使名门望族，也常常出门去做生意，“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州人经商，不分贫贱与富贵，是千百年的民情风俗，积习所成。
　　安徽南部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可以上溯到公元317年以后，两淮地区由于战乱，安徽经济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南贫北富的局面迅速改观。芜湖、宣城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都会。《隋书• 地理志》中描写宣城“川泽沃衍， 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尤其到明中叶以后，皖南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和规模上都发生很大变化；芜湖的冶炼、染织作坊已具有资本主义工厂的雏型；徽州纺织业也可与常州、扬州相媲美。徽商经过南宋时期的发展，至此已雄霸中国商界。
　　徽商不仅会做生意，善于获利，而且善于总结理论。安徽歙县人王茂荫在清朝第一个主张发行钞币，成为马克思著作《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中国封建社会里，轻商观念很严重，商人处在社会下层，王茂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有浓厚的重商思想，他却敢于为商界代言，为商人说话。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王茂荫说：“必得商贾流通，百货云集，方足以安民生。”
　　清政府发行一种不兑现的纸币，称作“官票”。刚刚出笼时，寓居北京的徽商拿着官票去缴税，税吏坚持要现银而不收官票，导致各地商帮起哄。王茂荫一再上疏咸丰，建议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结果受到咸丰贬斥，要他“专利商贾，不问国事”，并解除了他的官职。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那件事情。
　　徽州女人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一群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是一群怎样的女人？
　　徽州女人，她们和名满天下的徽商一起走过历史的尘烟。男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女人则独守深宅大院，“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徽州男人在官场和商道上春风得意。徽州女人却在家里家外牵挂两头，在外祈愿男人平安，在内尽心侍奉公婆。
　　奔波闯荡的男人，什么时候想回家，总有一盏灯、一杯茶和一个热被窝等待着他，徽州女人是徽商的精神支柱。女人隐忍、内秀、坚持，不声不响且终生劳作。只有那一座座高高的牌坊耸立起来，才让世人知道，她们活着的坚强和前世的辛苦。
　　徽州女人对于徽州的鼎盛，实在是功不可没。

　　远去的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