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中,楚人多将凤比作杰出的人物。《论语》楚狂人接舆对孔子作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屈原《离骚》写到“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楚庄王也曾自喻为凤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楚人崇凤的传统还在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湖北江陵县两次出土发现虎座凤架鼓,这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乐器。造型以两只俯身屈伏,相背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引吭高歌的凤凰。凤冠之间用红绳悬一面薄鼓。虎在楚人心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它不过是神凤踏在脚下的玩物。
有着修长美妙双腿的凤鸟,俏丽而优雅,颈项上还有象征羽毛的隐隐花纹,无处不透射出这只远古之鸟的神秘气质。
历史的“龙凤斗”
周朝和楚国一直是冤家对头。
《史记》中说,周武王死后,儿子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侄儿,即周成王。有人进谗言说周公想篡位,周成王就想害周公。周公只有逃到楚国去寻求政治避难。
楚国收留了周朝的政治犯,于是周成王举兵南伐荆楚,至今出土的铜器铭文上有载:“王伐楚侯。”
周和楚之间的战争一直没有断过。周昭王时,率军亲征荆楚,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水经沔水注》记载:“昭王渡沔,水流而殁,死于是水。”由此又加剧了周人对楚人的憎恨。
这些记载都是周和楚之间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的正面冲突。其实,更持久的斗争来自意识形态的较量。
楚人从来都有“不服周”的逆反心理,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周俗尚右,楚人尚左;周人讲究面南背北,而楚人坐姿坐向,墓葬朝向都向东。“周鼎” 象征当时的王权,各国视为神器不敢仰视,只有楚庄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问周鼎的轻重大小。这都是楚国从“礼”的角度,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藐视周朝的细节。
周人当然也不会示弱了。我们常说,要侮辱一个人,就去侮辱他崇拜的偶像。周人就是这样做的。
楚人崇凤,认为凤凰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能使天下大安宁。中国北方的中原各国都以龙为图腾。龙与凤是中国古代最早崇拜的两大图腾,合称龙凤呈祥。
可是,周人为了在精神上打败楚人,顾不了那么多,逢人就说楚人崇拜的凤鸟是一只妖鸟。
周人说周公曾在楚国见到一种鸟有十个头,颜色赤红,像只鸭子。叫声特别难听。周公放出天狗咬掉了怪鸟的一个头,它就变成了现在的九头鸟。怪鸟断掉的一个脖子,不时会流出血来,血洒之处,滴血为灾,家家必破。周人还说,这只九头怪鸟会停在晾晒的小孩衣物上,使小儿得病等等。
各种传说神乎其神,最后楚国当地的老百姓也相信了这些胡编的鬼话。湖北农村现在还保留着夜间不晒小孩衣物,晚上家家槌床打户,放狗护院,吹灭灯火消灾的习俗和禁忌。九头鸟从此染上妖邪之气,在中国民俗中演变成招人厌恶的反面角色。
一个部落的神灵或者图腾,到了它的敌对部落那里必然会被妖魔化。我国东夷部族首领蚩尤,被华夏族的黄帝打败后,就变成了飞沙走石的妖怪。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鬼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个逻辑比较符合神话学的基本规律。
今天我们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个观念的统一,其实经过了漫长的斗争。
历史上一直存在龙凤之争,凤的战斗开始一路胜利。历史上崇拜龙的部落有三个,头两个是楚国周边的东方吴国和越国,吴、越曾是楚的劲敌。后来,越灭吴,楚灭越,到战国中期,吴越都成了楚国的属地,东部的龙对楚人就失去了威胁作用。
但是,随着北方中部地区崇龙力量的席卷而来,凤由胜转败。公元前 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被迫四散逃离,他们的图腾和文化也失去了凝聚力。楚汉文化在此交替。《史记》记载,汉高祖的母亲曾经在一个荒野的大河边休息,“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瞑,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因此,刘邦自视为龙种,进一步揭开汉文化崇龙的序幕。
自秦以后至汉,人们的衣物器皿上开始多龙而少凤,崇龙而抑凤。渐渐地,中国帝王自比为龙,帝后自比为凤。龙占主导支配地位,凤处附属服从地位。
龙凤罢争,历史也由此划出了文化上的“楚河汉界”。
地上湖北佬
中国人对称呼很讲究。称呼往往能够看出对待某人的情感和态度。如态度热情时称别人为“王老”,态度冷淡时叫别人“老王”。
这种称呼文化不仅体现于个体,就是对一个区域群体的称呼也是这样。如有外敌压境的时候,各省人之间互称同胞、弟兄。但是平日里,各省人之间互不买账,称对方为“浙江佬”、“四川佬”、“广东佬”,等等。
由此,湖北人也被称作“湖北佬”。这个“佬”字有个神奇的功效,它不管贵省的经济如何发展,也不问贵省出过怎样杰出的人才,一律平等称呼。它就像各省的一个乳名,不管谁做了圣贤还是皇帝,人们总要把这个通俗的名字揪出来乱叫一通。
不过,湖北佬的称呼前面总要带上一个“九头鸟”帽子,有道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所以湖北佬在中国诸“佬”中显得尤为突出。追溯这个称呼的出处,来源于湖北江陵县的一个人——万历首辅张居正。
明朝到10岁的神宗小皇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宰相,他为这一天的到来等待得太久了。
张居正曾经是个聪明的小孩子,被誉为荆州神童,通过刻苦读书,最后考中了二甲进士,授庶吉士,成了翰林院的一名实习生。
初到宫廷,他就见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波,其中包括一场血淋淋的杀戮。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夏言、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对这一切,张居正一直保持做个冷眼观察者。
出没风波里,张居正和他的老师徐阶一样,“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徐阶继任首辅。深谋远虑的徐阶推荐张居正去担任裕王朱载垕(hoù)的侍读。尽管是个虚职,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陪伴储君读书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王府陪读工作期间,张居正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裕王很看得起他,明史里说“王甚货之”,王妃等人也都说张居正的好话,“无不善居正者”。
两年后,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内阁斗争日益白热化,张居正不得不去正视淋漓的鲜血。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被迫归田。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控制了内阁大权。
张居正和高拱曾是知己,但后来两人关系破裂。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病死,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内宫权宦冯保不和的矛盾,该出手时就出手,联合冯保,攀附后妃,以“专政擅权”的罪名打发高拱回了原籍。这样,张居正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从张居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要出来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还真不容易,除了有能力还要有手段。像李白那样满腹牢骚过了一辈子,在政治上终究没有什么建树,只能说他不是政治家。
当然,张居正不是那种只玩权术和阴谋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张居正任首辅的时候,皇帝年幼,朝廷腐败,边防松懈,国家财力枯竭,政治危机四伏。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张居正抢到手上有什么好处呢?只能说张居正具备一种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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