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刀阔斧，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万历新政”改革。他提出“强公室, 杜私门”的政策,实行了一条鞭法,变革国家税收政策。将赋和役合并，都以货币形式进行征收。纳税人分期支付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此举不仅解放了徭役制对农民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使农民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且税收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万历改革成效是明显的，农民和地主阶级激烈的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国库积粮可支用10年，万历时期一度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刻登上了巅峰，位高权重，声名赫赫，随便跺跺脚，皇帝的金銮殿都会抖三抖。
　　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改革就是一场对既得利益的挑战，“不得罪巨室”实在很难。尤其是张居正开展全国土地普查工作，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是国匮民穷的根源。1578年，即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万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这相当于虎口夺食，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但是，许多富商大户对张居正欲除之而后快。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他终于舍弃了十年始终不放的权力，撒手人寰。这个湖北人太强了，他当政十年，压得豪门巨富喘不过气来，他也让神宗小皇帝很多事情插不上手。对于张居正在朝廷如日中天的权力，神宗嘴里不说，心中早就有意见了。
　　张居正死后，诬陷马上席卷而来，不仅张家被抄，他的子孙也被“尽夺官阶封号”，张居正的改革马上宣告废止。有个传说是，张居正坟墓被掘，按圣旨鞭尸八百，打到头部衣领破裂时，反对派竟发现张居正左右肩上各有四颗小头，原来这个湖北人就是一只 “九头鸟”。这当然是张居正的对手编造的无稽之谈，对死人进行恶毒诅咒罢了。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从此流传。

　　“九头鸟”因为不服周而被描述成怪鸟,“湖北佬”张居正因为“精于治国，疏于防身”酿成身后悲剧。“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往往使人联想到湖北人好胜、厉害的一面，也体现了湖北人喜欢迎难而上的个性特征。
　　张居正是吉祥之鸟还是不祥之鸟？对那些敛财腐化的豪强势力，张居正肯定是后者，但对急需破除沉疴的国家，他显然是前者。这应该是“九头鸟”精神的精髓所在。
　　“万历十年”支撑了明朝的最后六十年，也成了明朝结尾的一段回光返照。
　　我本楚狂人
　　李白因为做了湖北人的女婿，曾自豪地宣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在湖北孝感安陆县招赘到许家，娶了唐高宗时任右相的许圉师的孙女为妻。由此，“酒饮安陆，蹉跎十年”， 这个时期，楚文化渗透到李白的生命里。

　　青年李白读司马相如的文章《子虚赋》， 对楚国云梦七泽，十分向往。当他从四川盆地来到平原湖北，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在诗中说“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生性疏狂的李白特别敬佩一个叫接舆的楚国人。接舆号称春秋第一狂士。有一天，儒学权威孔子驾车经过楚国，接舆只顾大声唱歌，毫不理会。歌词大意是：“凤鸟啊，凤鸟！你的德行怎么衰退了？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呀。当今世道，那些从政者都很危险啊？”其中暗示了周礼不可重来和孔子奔走的徒劳。孔子心中一惊，下车想和接舆交谈，接舆却赶快走开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历来有一个另类的群体，被称作狂士。他们品性狂狷，行为独特，对社会充满批判意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立的人格精神。李白的一生，对这种精神充满无限崇拜，我们可以通过楚人寻找到狂士的精神根源
　　司火与问鼎
　　丘吉尔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句话放到3000多年前，来形容周朝和楚国的关系，也是十分准确。
　　商纣王的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好色、贪酒、暴虐，在肉林酒池的歌舞升平中，商朝国力渐渐衰败，以前老实听话的部落开始蠢蠢欲动，要伺机夺了商朝的天下。

　　其中有两个部落成长很快，一个是北方的周国，一个是南方的楚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羑里，楚国十分同情周文王的遭遇，并在周文王流亡途中，好吃好喝的招待过他。周文王被释放后，马上联盟楚国，联络西北各部，准备讨伐商纣王，折腾的动静很大。
　　周国伐商，刚开始楚国还是很够朋友的，出力牵制商军，支援周。后来楚国发现势头不对，牧野之战后，周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楚国国君熊盈族的战争动机渐渐变得中立，甚至帮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来抵挡周军。周文王愤恨交加，仰天长叹，与丘吉尔达成共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周国终于夺了商朝的天下，楚国的日子开始变得一天天糟糕起来。楚国原本世居在淮水下游，熊盈族迫于周人的打击，开始南下向长江流域迁徙。
　　楚人在江汉流域安居下来的时候，楚国已经过去了四代君主，继位者叫熊绎。刚到湖北，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熊绎在湖北省西部一个叫荆山的地方，驾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去开辟山林，艰苦卓绝。《左传》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多年迁徙和奔波，楚人此时生存艰难，已经没有往日敢和周军叫板的虎虎生气。为了生活的安定，他们向周天子臣服。
　　周成王分封诸侯，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爵位，规定“处蛮夷，虽大国，皆子爵”。因为熊绎居住的荆山一带，远离中原文化圈，被称作蛮夷之地，备受歧视。所以，熊绎受封只得了第四等的子爵。

　　另外有一件小事，极大伤害了熊绎的自尊心。诸侯分封完毕，周成王在岐阳搞了一个诸侯联欢，新当选的诸侯君主们在一起狩猎和喝酒，号称“岐阳之狩”。熊绎也受到邀请，参加了这个宴会。但是熊绎准备和其他诸侯一同入席就餐的时候，一位周朝大臣拦住熊绎，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说：“天子请你和东夷君一起去看守大殿上的火炬！”

　　熊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的心一下子降到冰点，呆立在那里。另一位大臣走过来说：“楚国的先祖祝融是火神，司火一职最适合你们啦！”《国语．晋语八》记载了楚君在岐阳之会中守燎，担任司火职务的故事。
　　回去后，熊绎心潮难平，面对苍莽荆山，在这个被中原诸侯鄙视的蛮夷之地，他握紧拳头，要创出一番基业来。熊绎告诫后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次提到“筚路蓝缕”这个词，说的就是楚国从熊绎到熊若敖、熊蚧冒等十几代君王，在建国以后一直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这种不肯屈服的精神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形成了楚人强悍桀骜的民族心理和自由激越的文化心态。

　　周朝初年楚国只是个方圆数十里的小国。但楚人经过近800年的开拓，先后灭掉了60多个部落小国，强盛时土地方圆五千里，人口五百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疆域跨越了今天的南半个中国。
　　楚国到了一个叫熊通的人做国君的时候，他索性自立为王，号称楚武王。时间是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所以大家看看春秋时期对各国霸主的称号，只有楚国的国君称作王，其他的都叫做公。这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的时候，已经是“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将分赏诸侯的祭肉，恭恭敬敬的送到楚国，名为“赐胙”。周朝不得不承认楚国镇抚南中国的首领地位，拱手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