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孙中山远走美国，黄兴在香港养伤。一时间，国内的革命活动群龙无首。湖北却有两个小社团表现得跃跃欲试，一个是共进会，负责人叫孙武。一个是文学社，负责人叫蒋翊武。两个团体会合后，挑选了60个骨干，在武昌胭脂路密谋起义。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于1911年的中秋节，也就是10月6号。起义本来是一件很秘密的事情，可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偶然事故，让人哭笑不得。起义筹备会议结束还不到一个小时，清廷的新军军营里就有人在小声议论“听说要起义了？”新军里面混杂了很多的革命党，消息不胫而走，后来又被记者听到了，汉口的一家报纸干脆登出一则新闻，告诉市民“中秋节要起义”。

　　湖广总督瑞澂看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觉得革命党在报纸上刊登起义的消息，真的是“很傻很天真”。为了防范中秋节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瑞澂向北京方面报告了这个重大舆情，北京要求他做好预案，加强戒备。
　　革命党这下掉得大，秘密行动搞得地球人都知道了。只好作出决定：起义延期到10月11日。
　　孙武心想延期就延期吧，老子多做几颗丨炸丨弹，炸死这群王八羔子。他带了几个湖北老乡，其中有湖北襄樊的刘公和刘公的弟弟刘同，10月9日，他们到汉口宝善里14号秘密据点去制造丨炸丨弹。刘公的弟弟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他小便的时候，趁机出门抽了口烟，进门没有掐灭，迷迷糊糊地将一个烟头顺手伸到了一个装火药的盘子里。
　　“轰”的一声，火光四起。正在聚精会神做丨炸丨弹的孙武被烧得眼冒金星，众人赶紧夺门而逃，刘公教育弟弟，以后不能“玩火”。
　　俄租界巡捕房的人闻讯而来，遗落在墙角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被一网打尽。瑞澂对照名单，在城内开展了疯狂地搜捕。
　　1911年10月10日，一个血色的早晨。瑞澂抓到了三个革命党，其中有两个湖北人，一个是彭楚蕃，25岁，湖北鄂州人。一个是杨宏胜，26岁，湖北襄阳人。还有一个湖南常德人刘复基，28岁。就义前，三个人都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彭楚蕃人头落地而身不倒；杨宏胜高喊“未死的同志万岁”；刘复基疾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三人的头被悬在总督府门外，观者无不扼腕叹息。瑞澂得意地向北京方面报告，中秋乱党已经被他搞定。

　　搜捕还在继续，名册上的革命党人个个揣揣不安，觉得迟早都是一死，不如起来造反。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情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几乎一样。好不容易熬到了10月10日的晚上。他们都在等着起义的枪响，只要有人号令一声，他们就会挺身而出。但现在起义的指挥部不知道在哪里，起义的领导人也不知道在哪里。

　　“砰”， 枪终于响了，打破了黑夜的压抑。是哪里传来的枪声？不知道。事后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士兵兄弟擦枪时，不小心走火了。也有人说是工程营的士兵金兆龙开枪干掉了那个忠于清朝的排长。这个细节并不重要，起义了，起义了，不需要开会研究。
　　这次草率的起义，给历史学家造成了解释上的麻烦。因为黄花岗等历次起义不能成功，历史学家归因于“计划不周密，消息走漏，革命党未按原方案执行，自然难保成功。”
　　但是，同样仓促上阵的武昌起义却一鸣惊人，孙中山当时在美国丹佛一家中餐馆打工端盘子，听到消息，颇感意外。
　　中山先生真不敢相信，湖北的几个冒失佬，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多年夙愿。
　　谁来当总督
　　我们先来搞清楚领导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成立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同盟会是领导革命党人造反的总机关。但是，孙中山、黄兴把造反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南方，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同盟会会员，如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彭汉遗、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认为同盟会行动舒缓，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谋在长江发难，于是成立了共进会。尽管共进会宣称自己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但遭到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人的批评，说这是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举动。
　　共进会闹腾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干出大的名堂，一度陷入停顿。到了1908年冬天，孙武从日本回国。他是武汉东西湖区人，自幼好武，以“武”为名。孙武在武汉约集一批革命人士，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
　　这个分会应该是同盟会的分支的分支，在革命机构里面“辈分”实在是太低。不过，孙武这个人既敢于造反，又富于心计，具有典型的湖北人性格。他为了扩大分会的影响力，巧妙地和孙中山搭上了一点关系。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本名叫孙文，武汉出了一个孙武。这一文一武容易让人产生了联想，大家纷纷猜测说，孙武是不是孙文的弟弟呀。孙武对此也不做解释，甚至还迎合这种说法。武汉乃至湖北军营，到处流传“孙文派他的弟弟孙武来领导我们闹革命啦”，因此，武汉的革命党人都很兴奋，军心大振。

　　可是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朝的总督被赶跑了，革命军要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当这个政府都督呢？
　　如果选孙武当都督，他这个“冒牌”弟弟的身份是要穿帮了。更严重的是，孙武已经被火药烧伤了脸，裹了一块纱布，躺在医院里。另外还有个和孙武一起闹革命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此时不知逃落何方。其他几个领导起义的人，如吴兆麟、熊秉坤，在江湖上都不见经传，没有名号，只是新军军营里连长和班长之类的小角色。如果传出去，说武昌起义的是几个“红小鬼”闹起来的，恐怕没人信服，起义军甚至可能随时散伙。

　　他们要抬个大人物出来压压台。思来想去，请出了湖北黄陂人黎元洪。要说这个黎元洪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光绪九年，年轻的小黎凭真才实学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北洋水师。甲午战争爆发，小黎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过一场，坐舰被日寇击沉，漂浮在海上七日后遇救。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黎元洪担任的职务是清军驻武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兼管着马炮营、工程营和辎重营各队的事务。在湖北，黎元洪是个可以号令“三军”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革命军请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用湖北黄陂话重复说了三个字“莫害我，莫害我”。
　　有人可能奇怪，这个老黎怎么回事，白捡的便宜不要。列位，我们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盲目批评黎元洪。人家老黎是清朝的官，要他倒戈去反对他的主子，思想斗争当然很激烈，脑子当然有点乱。
　　可是革命党人不由分说，连拉带拽请黎元洪来“主持大计”。签署安民告示的时候，黎元洪死活不肯落笔，革命党人就代他签了一个“黎”字。
　　革命小将煞费苦心，效果十分明显，武昌城内“都督黎元洪”的大名响彻云霄。众人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原本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站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特别是一些清朝地方官吏、高级将领也公开附和革命了。这都是黎元洪“榜样”的力量。

　　黎元洪的心开始松动了，他逐渐认识到革命力量势不可挡。被革命党人进一步洗脑后，黎元洪剪掉长辫子，发表任职演说。从一言不发到慷慨激昂，他经过了三天的思想斗争。
　　自从被推为鄂军都督，黎元洪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想挡也挡不住，先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尽管始终处于傀儡地位，但当时舆论称赞他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而谦虚。
　　综观黎元洪的后半生，几次身不由己，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但在对待袁世凯称帝这个问题上，老黎是个大处绝不糊涂的人。1915 年12月 12日，袁世凯自封为洪宪皇帝，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偶然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