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敬佛祖暂时还问题不大，因为要等来生才能报应。不听官府的话，问题就大了，马上就会有报应。平民没有偿还能力，必须以土地甚至个人抵债，比如“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王侯借贷不还，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当红政坛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线干部就弄点地产冲消坏帐。连皇帝都跑到寺庙里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钱来赎（比如实行通货紧缩的梁武帝），赎金少了都不行（据说有亿万钱），还怕个把二线干部。

　　高利贷问题的伦理分析
　　高利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无法考证，不过，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贷，当代有，古代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利贷的名字是“出债”、“出举”，或者“举”，放债形式有质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笔高利贷记录，借贷双方级别非产高：放款人是镇守东晋历阳的左府参军刁逵，担保人是东晋顾命大臣王谧，而借款人更牛，是刘宋王朝创始人刘裕，不过借款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
　　刘裕是奴仆出身，年轻时还很穷，估计是抱着发财梦想，经常去赌坊厮混，不巧一次赊刁逵三万钱却输掉了。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刁逵的三万钱借款，是高利贷。
　　刘裕没有钱，被刁逵绑在马桩上狠打，幸亏王谧替他还了账，否则中国就没刘宋这个朝代了。这笔钱，刘裕当时肯定没还给王谧，不过王谧并不亏，因为刘裕称帝后没杀这个故国大臣，还对他照顾有加。至于刁逵就不怎么幸运了，在刘裕发迹之初就把他杀掉了。

　　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至于高利贷利率，确实很黑。《宋书》记载，宋文帝期间，富户春荒时借100钱，秋收借款户要还1000钱，名义利率1000％/半年。借钱是短线，还钱是长线，短线、长线不是股票术语，而是指串钱的绳子，短线绳子比较短，大约比正常短30％，长线比较长，大约比正常长20％。
　　如果没钱还，也容易，债主会卖掉债务人的妻、女。看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联想杨白劳，就算债主都是色鬼，抵债的妻女却未必都是美女。比被当侍妾更倒霉的是沦为奴婢，命运更悲惨。南北朝时期，债务奴婢问题很严重，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公布律令（公元529年），要求废除他管辖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债务（诸有公私债负，悉皆禁断，不得征）。

　　元子攸得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用问，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农为债务所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方法是诈骗。《宋书》记载，刘宋吴郡太守顾觊之的儿子顾绰很富裕，乡里的都欠他钱（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顾觊之对此很担心，深思熟虑后跟儿子说：
　　“你现在放债能顺利收回来，是因为我是地方官，我不当官了，你收债就难了，不如你把债务合同给我，我来替你收”。
　　顾绰大概没想过父亲会忽悠他，就把所有债务合同都给了父亲。顾觊之并没有替儿子收债，而是把债务合同全部给烧掉了，而且宣布欠顾绰的债务，一律不需要还了。顾觊之这么干，至少在历史上博得青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当代官僚，不能贪财啊，看看人家顾觊之。然而，无论是皇帝元子攸还是地方官顾觊之，他们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变负债者生存状况。从东方到西方，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对高利贷深恶痛绝之，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压榨，凭什么收这么多利息？

　　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虽然知道借债之后结局可能很惨，为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借债人有选择吗？当然，好心的顾觊之可以一把火烧掉借据，能指望所有债主都烧掉债务凭据吗。高利贷虽然很黑，但毕竟是一种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靠诏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贷，是因为既然是资本，就一定会寻找最高的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会毁掉人类尊严。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良知抵抗资本的诱惑：在中国，元子攸废除公私债务；在雅典，梭伦推行“六一农”改革。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除了追求利益，还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时，人类生存能力还很有限，高利贷常常逼人为奴，甚至逼人至死。债务人很可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恐怖到极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挑战的世俗权力，靠权力掠夺财富，遭殃的就不仅仅是个把债务人了。
　　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能游离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集权者的统治基础。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集权下他们逐步成为没落群体，但此时士族已成气候，集权不可能骤然割断传承千年的体制，秦朝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士”同时也代表儒生，因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可能读书。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士族得失急骤、生死无常，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却演化为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并非皇权并非不希望集中，实在是皇权存在的时间太短，东晋以降王朝更迭频繁，皇权还没有时间形成权威，为维护自己地位皇权必须依靠最强的现有势力，这个势力就是士族。
　　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其没有绝对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消耗了士族子弟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门阀，虽然不排除个别人有本领，但大部分不太靠谱。这到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诗词歌赋，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人物之笔。士族子弟从心底里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人甚至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此时，中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

　　最终，皇权战胜了士族，制度路径走向了集权。然而，士族渐渐消失，是有必然的理由的。
　　即使士族在东晋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地方自治能力，不管在中央位置多高，地方领地多大，都没有领地行政权和税收权，对他们来说只能收租而不是收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没有能够获得与皇族长期抗衡的能力。
　　在集权国家，出现一个猛人并不困难，这个猛人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消灭所有对手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帝国，他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才能实现专制。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打到所有对手，不能建立控制体系，结果是流寇（历代农民起义）。

　　隋唐以降的科举实际凭皇帝一人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来自皇权，只有依附皇权才能获得权力，甚至他们自身个人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士族就此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

日期：2009-10-09　19: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