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四川曾经有一场著名的保路运动，也是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当时，各省都在修筑铁路，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不过江浙士绅比较精明，根本就没让政府控股。1906年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成立，但当时浙江还没有华商银行，将股本金交给外资行显然不符合铁路公司股东的爱国情操。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时，公司总理汤寿潜就提议成立银行，确保铁路营运资金。

　　出于这个目的，1906年10月召开浙江铁路银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商议筹建银行。会议上，股东提出了不同意见，银行是银行、铁路是铁路，根本就是两个不沾边的公司。基于上述考虑，10月15日一个完全独立于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银行诞生了，定名“浙江兴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的经营非常值得称道，继承了江浙一带精明的经商传统，也拜托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浙江兴业银行放款主要对象是民族工业、钱庄，兼顾小商贩（民国时期转入农村），基本没有涉足官僚、官僚企业，甚至没有支持辛亥革命，也正是因此民国政府一直对浙江兴业银行颇有微词。
　　1949年后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公司合营，后并入中国银行。

日期：2009-11-24　13:26:52

　　票号是怎么炼成的
　　票号产生于明末清初，是商品流通扩展的结果。
　　票号的产生有一个传说，李自成败走山西时留下巨款，顾炎武给山西票号定下了经营规矩，因此山西人才有了实力开办票号，也才有这么多规矩。传说很离谱，第一位票号创始人山西平遥县雷履泰，是不是李自成手下的后代，无从考证。
　　雷履泰最初是干染料生意的，店铺叫做“西裕染料行”，总部在平遥，分店在北京、沈阳、四川。由于生意比较大，有很多分店，西裕染料行经常替生意伙伴汇兑。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染料行改名“日升昌”，专干汇兑，除了雷履泰外，日升昌还有一个合伙人叫做毛于道。
　　后来，雷毛发生矛盾，毛另创“蔚泰厚”。

　　鸦片战争前，山西票号只有7家，最著名的是“平遥五联号”，即五家票号联手，互相在总分号之间调剂资金，支持汇兑。
　　一般来说，票号由出资人（东家）和经理（掌柜）出面，邀请地方名流证明资本数额，如果是合股也明确彼此股份；同时设立“万金账”由伙计以人身入股（顶身股），也就是现在说的人力资源入股；东家不管理经营，由掌柜全权负责，东家只在年终查阅帐簿，即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
　　不但股东结构值得称道，山西票号的管理模式也非常严谨，密押制度、总分号报告制度、总号独立出票制度（分号没有资格印制汇票）等等至今为人称道。比如，你捡到山西票号的汇票，别指望能知道这张票子能值多少钱。上面没有数字，只有一堆你看不明白的唐诗，而且很多是把唐诗里的字拿出来，凑成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至于多少钱，只有票号和持票人知道，所以，把这玩意当做购物卡送礼是不现实的。如果你想弄张假票出来，把字照抄一遍，还是没用，因为你没有图章。“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这句话在山西日升昌里，在某段时间曾经代表0-1这十个数字。但过了这个个时段，就会换成另外十个字。

　　说实话，现在一些银行，还不如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并非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开始它的经营范围只是原来商号的网点范围，人熟，路也熟。山西票号的第一批主顾，就是雷履泰当年这些老掌柜生意上的伙伴。老主顾把现银存到票号，票号给老主顾一张天书一样的纸片，就可以到其他有票号的地方兑换现银了，当然，要掏一笔汇费。

日期：2009-11-25　09:46:19

　　票号的机遇：太平天国与八国联军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革了清朝半条命，也差点要了山西票号的命。
　　山西票号命脉在于南北贸易、银钱汇兑，洪秀全在江南闹天国，长江以南不在是清廷的统治范围，南北生意是没法做了。山西票号长江流域分号纷纷撤回，1853年2月，山西票号竟然连北京的分号都关门回山西老家了。
　　就在山西票号形势危机的时候，来了一笔大买卖。
　　清朝地方缴纳中央的税款叫做“京饷”，北京发往地方的叫做“协饷”，京饷、协饷要以现银运输。60年代，清廷与天国决战，捻军又江苏、安徽、两湖等地挑起战端，运现银，等于让上人在路上黑。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地应解赴北京700万两白银，到了八月才弄来100万两。
　　咸丰皇帝奕宁一着急，死了。
　　同治元年（1862）年，户部只得下令各地督抚“觅殷实银号设法汇兑”；1865年协饷也开始改为汇兑。
　　没有太平天国，山西票号不太可能拉到这么大一笔业务。

　　可是，朝廷这笔买卖不好做。
　　山西票号弄到了这笔生意，朝廷很多大员不爽，毕竟现银变成纸片了。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之所以朝廷能够用纸张忽悠子民，是因为朝廷有暴力工具；如果票号敢忽悠官府，不用他们动手，商号就直接把票号灭了。
　　山西票号不忽悠朝廷，朝廷就开始忽悠山西票号。
　　具体的说，就是督抚从票号借钱。
　　经营京饷、协饷后，山西票号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流动资金，这极大提升了山西票号信誉。朝廷的钱都要靠它汇兑，一般商号还怕什么，如同当代中国人相信中国工商银行绝对不会赖储户存款，这是一个道理。

　　不过，京饷是有规定的，不能拖欠，到时候必须送来。
　　每次缴款的时候，督抚都东挪西凑，兵荒马乱好多年了，哪有那么多税收。皇命不可违，但票号可违，所以当缴款不及的时候，地方督抚就开始找票号垫资，实际上就是让票号对地方政府贷款。
　　问题是，地方督抚经常缺钱，而且缺很多，比如，军费。地方政府信贷，历来就是开了头，刹不住车。
　　1864～1903年山西票号为广东省上缴京饷垫付的数量、比重，连年上升，最后竟然到了50％左右。而且票号对地方督抚的垫付远远不止京饷，比如，还有洋务企业的工资。
　　19世纪90年代末，闹义和团，山西票号迎来了第二次机遇，可惜瞬乎之间，票号并没有抓住。

　　票号的掌柜都是山西富商，总号都在山西老家，掌柜深知这帮大师兄、二师兄法术不咋地，抢劫是强项。义和团起事之初山西票号就让北京、山东、河北分号做了应对措施，把银子早早转移（及早收揽，设法趋避）。
　　庚子之乱，对山西票号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患。
　　相反，这对山西票号却是一个机遇。北京的老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不过太后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代词“西狩”。一堆富户也跟着跑，山西票号的生意又来了，1900年后山西票号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西北地区，基本形成了全国性汇兑网络。
　　传说，叶赫纳拉路过山西的时候，曾经向山西富户借钱，这兵荒马乱的，您都被洋鬼子赶到山西了，包不准明天就被洋鬼子弄回北京砍头了（最初，八国联军所列庚子祸首第一个就是叶赫那拉）。
　　谁敢借，山西票号敢。那个时候，山西票号几乎等于中央银行。
　　叶赫纳拉的行宫确实曾设在山西祁县，而且，1904年组建户部银行的时候，户部曾邀请部分山西票号参股，可惜山西票号无人响应。
　　山西票号错失了最后一次良机。